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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记得著名诗人T·S·艾略特曾经说过“稚嫩的诗人依样画葫芦，成熟的诗人偷梁换柱。”这句话其实蕴涵着后结构主义“互文性”思想的萌芽。所谓“偷梁换柱”，当然指的是对其他文本的利用或借用。这种“偷”是指文本在“互文性的镜子”里相互反映，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艾略特本人的《荒原》。法国后结构主义文学评论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巴赫金的“复调”理论的基础上，于1969年提出了互文性这一术语，旨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探讨这种联系的实质。

关键词：互文性英美文学

所谓互文性，就是说文本是由它以前的文本的遗迹或记忆形成的。法国后结构主义大师克里斯蒂娃在其著作《符号学》中首次提出：“任何文本都好像是一幅隐喻的马赛克镶嵌画，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之吸收与转化”。

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互文性随即成为后现代、后结构批评的标志性术语。互文性作为一个关系性概念，囊括了文学作品之间互相交错、彼此依赖的若干形式：人言己用、拼凑、掉书袋、旁征博引、戏拟、模仿等等。互文性理论强调的是对文学传统的开发，后现代主义文学普遍采用的互文性手法是对以往文学作品中的词语、句子、片断进行引用或拼贴；把神话传说、典故、民间故事拿来作为“引喻”的材料；把以往作品的人物、情节、叙述模式等作为戏仿的对象。互文性理论使文学传统在文学发展中的作用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即为新文学创作提供原料。互文性理论告诉我们，文学不仅谈论着现实，也谈论着自己的历史。文学在直面现实的时候，还不停地回首往昔。每一个文本都是对先前文本的回应，文学总是和自己的历史进行对话。

互文性的提出重新定义了文本的解读过程。它首先解构了作者的权威，文本不再是作者个人的独创。任何文本中都渗透着别的文本，都是对以往作品有意或无意地改写。福楼拜曾说：“若有人问起作者其所写从何而来时，作者不妨答道：‘我想想，我记起了什么，于是我接着写。”一句话道出了文本的来源，打破了“原创”的神话。美国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甚至说：“不存在文本，只存在文本间的关系。”作家脑海中有一虚拟书库，里面浩如烟海，汇聚着作家一生所读各种文本，形成一系列记忆文本。写作时，他会有意无意地借鉴先前文本，也许来自一段模糊的记忆，或是套用一种模式。其次，互文性的提出把读者邀请到作品意义的生成当中。既然任何文本都是互文的组合，因而具有意义的多重性和丰富的审美意蕴，读者的阅读过程在众多声音交叉、渗透与对话中进行。在阅读中，读者不时会听到来自其他文本遥远的呼唤，在新墨迹的字里行间还能隐约看到前文本尚未擦净的痕迹，从而更深地挖掘作品的含义。根据互文性的观点，任何文本都永远不可能被彻底地完成，因为每个读者都会将自己独特的“能力模式”带入阅读过程。“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互文性阅读中，作者死了，读者诞生，成为阅读的主体，促使文本的完成。正如罗兰·巴特所说：“我们懂得，为了使写作有理想的未来，就必须颠覆写作的神话：读者的诞生必须以作者之死为代价。互文性的运用轻而易举地把我们所阅读的文本同其他若干文本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庞大的空间供读者去探索。叶维廉在其作品中生动地描绘:“打开一本书接触一篇文，其他的书、另一些篇章，古代的、近代的，甚至是异国的，都同时被打开，同时呈现在脑海里，在那里颤然欲语，一个声音从黑字白纸间跃出，向我们说话，其他的声音，或远或近地回响，或细语提醒，或高声抗议，或由应合而向更广的空间伸张，或重叠而递变，像一个庞大的交响乐队，我们肉耳无法听见的演奏里，交汇成汹涌绵密的音乐。”徜徉在文学的世界里，发现互文性是文学记忆的结果，这种记忆的痕迹是微妙的，亦是长期的，在这个难以捉摸的空间里，弥漫着稍纵即逝的回忆，因此朱迪安·施朗精妙地称互文性为“作品的记忆”。

从互文性的角度看，对于文学文本的互动理解，其实在英美文学传统中久已有之。18 世纪初，亚历山大·蒲伯曾在维吉尔的作品中发现了荷马；莎士比亚的剧本很多取材于古希腊罗马神话故事；亨利?菲尔丁的《约瑟夫·安德鲁》留有理查逊的《帕美拉》、塞万提斯的《堂吉柯德》、乃至《圣经》等前文本的痕迹。由此，阿多尼斯神话之于弥尔顿的《利西达斯》，荷马《奥德赛》之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之于华兹华斯的《序曲》，相对论之于托马斯·品钦的小说等等，不一而足。最为典型的互文指涉莫过于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之于荷马史诗《奥德赛》。《尤利西斯》是借古讽今，借尤利西斯之名指涉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主人公奥德修斯。《奥德赛》讲英雄奥德修斯突然悟到家园与和平才是他真正想要的东西，于是跨越万水千山，克服艰难险阻，决意回归家园，以及他的妻子忠贞不渝为他等待的故事。《尤利西斯》与《奥德赛》在情节结构上保持了对应和一致，两个文本间确定了一种肯定的互文关系，都是以寻找为始，以团圆为终。

在人物刻画方面，渺小卑微的布鲁姆和顶天立地的奥德修斯，内心空虚的斯蒂芬和勇敢无畏的特莱默克斯，轻佻放荡的莫莉与和忠贞不渝的佩涅洛普形成对比，正是这种平行对应关系，充分体现了悲壮的历史和卑劣的现实之间的强烈反差。很明显，乔伊斯对现实的批评和反讽有赖于宏观互文性原则，离开了《奥德赛》《尤利西斯》本身的反讽意义也就荡然无存。在阅读美国文学大师唐纳德·巴塞尔姆的小说《白雪公主后传》时，就应注意文本的互文参照。标题令人自然而然忆起格林同名童话《白雪公主》，白雪公主的故事曾留在我们童年的记忆中，挥之不去。记忆中的白雪公主美丽纯真，带着这种互文记忆，走进巴氏的《白雪公主后传》，却发现她已变了。在巴氏笔下，白雪公主是一普通女性，压抑，烦恼，也有妒忌心，也仍然想入非非，做着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的童话中的梦。她听厌了“矮人们”喋喋不休的陈词滥调，内心渴求改变。绝望中，她甚至盼望一次带性丑闻的冒险，以打破单凋乏味的生活。作家用貌似疯狂的叙述来表达一种玩世不恭的讥诮，以反映当代人滑稽无奈的众生相。小说与《格林童话》形成互文，将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从大森林带入了现代都市，其间充满了一种黑色幽默，堪称荒诞派文学之经典。纵览英美文学，以暗引典故入篇名来暗示主题，形成互文的现象并不少见，其典故大多出自西方文化源头的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美国作家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与《圣经》形成互文。小说中作者多处运用《圣经》原型和典故，尤其借用了《旧约·出埃及记》的神话模式，为小说的结构提供了一个参照框架，同时也使小说获得了深刻的隐喻性和广泛的象征意义，从而使作品具有丰富的互文蕴含及现代启示录的意义。

此外，许多作品间存在千丝万缕的互文关系，一些作品与许多名作尤其是莎士比亚的作品形成互文，使得原文本更具丰富蕴涵，如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题目出自于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的《麦克白》。任何艺术品都会融入过去与现在的传统，必然对过去和现在的互文本发生作用。任何文本的存在都依赖前文本和同期存在的文本，https://www.51lunwen.org/euroliterature/并为其后的文本利用和征引，从而形成一张不断复制组合的大网。远古的，现代的，来自不同国度，不同种族的文学作品，唤起的不同的文学记忆，微妙、幽然、稍纵即逝、交织关联，组成文学世界的交响之音，众多独立的声部在共时的状态下混响并行，达到一种复合统一。在互文性的视角下，解读文学文本，就要跨越古今，穿越时空，也许这就是互文的艺术特点———穿越历史的尘埃，沉浸于文本的记忆，游走于文本新墨痕的字里行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