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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对国家权威方面儒家文化中崇尚权威和集权的国家观和权威观,经过现代意识改造,在韩国转化为“秩序原理”,受其影响,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模式在韩国得到了社会较为普遍的认同和遵从,这样有利于有限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社会生产的相对序化,也有利于促进阶段跳跃发展战略的实施。不仅如此,国家至上主义在韩国亦根深蒂固,一方面强调“国家利益”的凝聚力、号召力;另一方面强调“国家利益”的不可侵犯性,这样,在如此的结构和文化氛围中,国家利益和团体利益往往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个人服从国家和团体的需要是天经地义的。这种巩固权威的方式,为韩国政府制定和推行一体化的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规则,提供了稳固的价值观方面的坚实的社会基础。深受传统儒家文化影响的韩国国家权威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上,避免或克制了急剧变革过程中引起的社会失序现象和发展性危机,加强了对分散的经济与政治资源的宏观控制,增强了社会的凝聚力,调整了各利益集团的冲突,促进了社会整合,举世瞩目的“汉江奇迹”更是体现了国家权威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强大功效。韩国从1961年朴正熙政权到金斗焕、卢泰愚政权推行了30多年的国家权威,强化了政府职能,提高了政府的贯彻能力和整合能力。几代权威政权实施“经济发展第一”战略和政府导向型的市场经济政策,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为韩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步入工业发达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种政府导向型模式深深地受着传统文化及儒家政治思想的影响,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军人政府的策划和强权措施之下完成了韩国的社会经济改革。政府通过经济方法以及一些强权措施,形成了20多年的“开放专制”时期。政府按照传统儒家文化政治思想,使用行政手段强制性地规范企业经济行为,推行政府经济政策,大量直接介入经济活动。在这一时期,韩国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发展成为发达的工业社会[9]。

(二)在对政府调控方面儒家思想中的“和谐观”构成了儒家文化的核心。儒家认为,“和”即是美,追求和谐美因此成为了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追求自身、人类社会及其自然界的和谐也成了儒家文化的终极目标。在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和谐观”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转化为独特的经营思想,从而大大增强了国家政府的凝聚力,缓解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竞争的白热化而可能对社会造成的震荡,避免了强势对抗的发生及其对社会的冲击,并与传统的国家观和权威观等理念一起构筑了社会稳定、有序的基础,还有“和谐观”的延伸———“中庸之道”、“过犹不及”、“不为已甚”一类的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常态的社会、常态的组织、常态的个人状态,直接有助于社会的稳定,有助于政府调控。韩国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按照传统儒家文化习惯实行有效的政府宏观调控,20世纪60年代初,韩国是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在当时特殊的社会环境下,韩国走以国家统驭社会、以政府主导私营经济的发展道路,发展的历程是在政府指导下实现工业化的过程,国家政府通过制定公共政策进行社会运筹,实行政府调控,创造稳定的客观环境。

(三)在对企业管理方面儒家文化注重群体意识与团结和谐的人际观,重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认为个人的命运与群体处处相关,整体高于个人,个人应倡导“苟利国家、不求富贵”,“苟利社稷,则不顾其身”的整体主义原则。这样韩国市场经济的企业管理过程中,树立集体主义这一道德原则,在强调充分发挥的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尊重个人利益的同时,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儒家文化从人的群体性出发,注重敬业乐群,勤奋和谐,互相合作,上下同心等。这样有助于崇尚社会公德,调节个体与群体的关系。儒家文化强调家庭伦理、社会伦理,提倡人的自觉自律的道德,强调对社会有义务感、责任感。韩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很多家庭企业,这是一种泛血缘关系的家庭式经营。在家庭企业内部体现着家长制的管理原则,职工是家庭成员或有血缘关系的人。企业主就是家长,企业人员都尊重与服从家长制的管理指挥,使企业形成团结、友爱、慈孝、尊长的内在凝聚力,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和谐共进。有的学者把这种精神称为“国家团队主义”,也有人把这种管理方式称作《论语》加算盘的管理方式。这种精神实质,就是以儒家伦理为导向,提倡职工忠诚于公司。韩国许多企业公司设法吸引职工关心公司,忠诚于公司,以公司为家,而公司又千方百计地为职工谋利益。韩国企业的基本思想意识,是以家庭为基础的共同体主义,企业资本也就成为了共同的资本。这种家庭式企业重视作为共同成员的个体,重视个人道德修养和人际关系,重视加强以经济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为中心的国家竞争力等。这种群体主义传统在维持经济持续发展中表现了巨大的生命力。在韩国,企业创始人或者他的家庭及所属企业的社长拥有相当部分的财产,企业是传统家庭的变形和扩大,人们像对待血亲家族一样,对企业承担着无私的责任和义务。人们在企业中具有更多的归宿感和认同感,重视企业的整体利益。这点恰恰是与韩国这一富有儒学文化传统、历来就保持着忠孝一体的伦理原则的国度相契合的。它要求人们把集团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每个人都努力证明他对自己所属的那个社会的忠诚,献身于企业公司,这无论是从道德上还是从实利上讲,都是最重要的美德。处于儒家文化圈的韩国经济所以在当代显示出集团效率,恰恰来源于该社会所具有的统一机制。人们越是自觉地参与经济活动,这种建立在忠孝秩序基础上的群体主义对发展韩国的经济越起着重要作用。由于极强的家庭观念以及教育和赡养义务的自觉,使勤奋、劳动成为一个稳定的持续行动,从而促进企业的持续稳定和整体效率。

(四)在对教育方面儒家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根本,因而十分重视教育。在韩国,人民信奉的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学而优则富”。这已化为一种民族禀性。儒家的尚贤、重教文化传统已转化为韩国教育为本、教育优先原则,并为其经济腾飞带来巨大的动力。韩国重视教育、尊敬教师蔚然成风。崇尚教育、尊师重教的传统文化为韩国政府实施“教育优先”战略打下坚实的基础。韩国历届政府都把发展教育放在优先地位。韩国一向重视教育投入,特别是把教育经费的重点投向基础教育。教育的投入带来国家的发展和腾飞。综上所述,韩国有着深厚的儒家文化底蕴,其传统文化在西方工业文明强劲的冲击下,充分发挥其适应性、整体性的特点,吸收其精华,融合成为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观念体系和价值取向。这一复合型现代韩国文化,对韩国经济的腾飞和现代化的实现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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