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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儒学在日本近代经历了明治初期启蒙思想的批判、西化浪潮的冲击,以及中期执政者关于文教方针和治国方略的选择,最后被确立为日本国民道德的基础并被保存下来,表现了对社会政治的极大适应性。它与天皇绝对主义政权结合的结果,导致了日本在二战中的悲剧。二战后,儒学传统也中断了,但这种中断只是中断了它与带有封建专制特色的天皇制绝对主义政策的联系。战后东亚的奇迹,日本的儒家文化背景又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衔接方式上,韩国与日本的不同在于:韩国儒学在一定时期是在政府扶植保护之下,作为官方的、与佛教相抗衡的正统意识形态被引进的。韩国儒学在经历历史性的中断后,能否获得劫后新生,在于如何重新开发和利用。

关键词:日本;儒学传统;文化遭遇　

　
近代以来,尽管有当代新儒家的苦心经营,儒学在中国的经历仍可谓步履艰难,直至“文革”批孔、反“四旧”,把对儒学与传统文化的批判践踏推上了顶峰。而在同属于儒学文化圈的东亚日本和韩国,儒学虽也有衰微的命运,却并未中绝。儒学传统经过改造转换,被融入了新经济的发展和新的价值观中,在现代化中起了某些积极作用。认真研究日本、韩国文化转型与儒学遭遇的关系,对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近现代以来在东西文化互动的背景下,东亚国家的文化选择及文化开放与传统的关系,会有些许帮助和借鉴作用。　

　
一、日本近现代文化转型与儒学遭遇

日本是东亚最早实现经济腾飞的国家,在亚洲率先完成了现代化,被看作东亚“儒教资本主义”的典范。然而日本也有自己的特殊情况,这就是它在近百余年的历史中,经历了两次历史性大变革,一次是明治维新,一次是二战后的民主改革。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运动标志着日本近代史的开始,也拉开了日本现代化的帷幕。明治政府实施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的三大政策,使日本迅速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而“脱亚入欧”,以西方文明为价值目标的现代化导向则一方面引日本走上了一条欧化道路,以至终于跻身于西方大国的行列;另一方面,也由于对西方文明理解的表象化,在体制上还没有触及民主政治的内核,却人为地保存了包括皇朝政治在内的民族遗产,以至传统中的负面因素恶性膨胀,走上一条与天皇制军国主义密切结合的资本主义道路[1](P8)。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实行海外扩张,以掠夺其他东方国家为建立其新东洋帝国的代价,结果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彻底失败,使多年取得的现代化成果毁之一空,被迫在一片废墟的基础上重新开始现代化建设。二战失败,是日本新生的起点,战后在以美国为代表的盟军占领总司令部的主持领导下,日本实施了包括制定战后宪法、解放财阀、土地改革、劳动改革和教育改革在内的一系列民主化改革。特别是在政治上否定了“主权在天皇”的明治宪法的根本原则,将国家与神道分离,天皇自我否定“神格”,允许自由批判天皇制度等,使日本由一个军事的封建主义国家转变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国家[2](P276-277、283)。同时,日本民族也通过文化上的反思重新认识自己,寻找文明转型的出路。从明治维新开始,现代化与传统的矛盾始终摆在日本民族面前,可以说,日本经过两次经济上的现代化,才实现与旧传统决裂的真正意义上的近代文化转型。为了探讨其中的经验教训,还需要从日本文化的特征谈起。

1•开放兼容型的日本文化日本文化具有很强的开放兼容性特点,这表现在它对外来文化没有排斥感,乐于吸收,日本民族常常根据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创造性地改造外来文化,使之和谐地融于自身文化结构之中,形成与各种外来文化相容并存的结构形态。例如日本历史上曾经历过两次大的文化嫁接手术:其古代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与中国文明嫁接的过程;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文化又在与西方文明嫁接的过程中逐步实现从传统文化到现代文化的转型[3](P151、160)。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和谐互动中,成功地实现了文化升级。正因为这样,日本文化的开放性在世界上几乎成为共识。但是,对这种开放性的论述和解释则各不相同。例如,有的将之概括为“多元复合型”,并用继发性特点来分析。认为中国是东亚文明之“源”———“原生态”,日本文化是中国文明的“流”———“变型态”。“如同西方文明自‘发现的时代’以来突然打断亚非拉地区本土文化的自然发展线,从而使这些文化失去了自己的创造力一样,古代中国文明向日本列岛的渗透,打断了其文化发展和自我开化的自然脉络”[2](P10)。有的则用“重层结构型”来解释日本文化。这主要指日本文化中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新吸收的文化与旧有文化相容并存。在日本文化发展中,“每个时代都有适应于该时代的新的文化现象出现,但新的文化并不是在完全否定旧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是在旧文化被不同程度保留的同时,又迭加上新的文化”[3](P157)。有的日本学者从深层结构上分析日本文化的特点,认为日本文化是日、西两种文化因素在深处交织在一起的产物,日、西的结合已非枝节问题而属根本问题,因而称日本文化为“杂种文化”[3](P123)。“杂种文化”的说法代表了日本人对自身文化及其明治以来复杂文化运动史的一种自信的反思,但它也反映了日本文化中东西文化的特殊关系。鉴于这种关系,也有的学者基于生态史观提出西欧与日本文明的“平行进化论”。认为西欧与日本分别处于欧亚大陆的西端与东端,在其生态学的位置与历史进程方面有“极为相似”的条件,“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的近代文明与西欧近代文明的关系,呈一种平等并进的形势”,所以日本与西欧“曾在平行的道路上前进”[4](P77-78)。上述对日本文化特点的分析,一方面说明了日本民族和日本文化的活力,具有外向性,接受外来刺激的反应能力特别强,有人说,这正像日本国的地理位置一样,是一个四面环海,由诸岛组成的东亚岛国,呈现全方位开放态势。而从另一角度看,日本文化与西欧文化的“杂交”或“平行”关系,也可以证明东、西文化本没有绝对严格的界限,打破了在种族上的西方文化优越论。但是,日本文化就其根本性来说还是属于东方文化的,且不论在文字语系上以汉字为基础形成的日本文字及日本历史上用汉字编纂史书的传统,即使看中国的儒、释、道思想对日本文化的形成所具有的影响,也可以说明汉文化与日本本土文化的结合已成为日本文化的主体。正因为如此,今天大多数诚实的日本人都承认,“日本……是长期属于中国文化圈的国家之一员”[5](P6)。“璀璨的中国文化是日本文化之母”[6]。近代日本虽已经历过“脱亚入欧”,但正像美国著名史学家赖肖尔所说:“今天,公开承认自己是‘孔孟之徒’的人几乎没有,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几乎一亿日本人都是‘孔孟之徒’。”[7](P233)

2•“脱亚入欧”与儒学遭遇日本的外向型文化表现出一种重学习和模仿的倾向,它虽然不着力于独创,但却擅长“拿来”,能进行“自觉的大规模的文化引进”[7](P45),这使它在近代化上走了一条捷径,直接进入了工业化。然而,在文化转型上是无捷径可走的,因而日本近代以来东、西方及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呈现交错复杂的互动关系,儒学的遭遇也多有曲折。近代日本提出了“脱亚入欧”的口号。“脱亚入欧”是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的重要思想,也是明治政府的一项重要政策。它渗透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成为一条主线,贯穿于日本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全过程中。“脱亚入欧”作为日本的现代化实践是积极的。明治初期,新政府面临着欧美列强欲把半殖民地化的命运强加于日本的危机局面,在这种情况下,积极倡导并采取“文明开化”的对策无疑是明智之举。1868年3月14日明治新政权公布施政纲领《五条誓约》,声称要“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以此为口号,表明了激进地推行现代化的态度[8](P166)。当时所谓“文明开化”实即“西化”,即以西方现代文明为参照系进行社会改造。明治政府取消了幕末以来对导入西方文化的各种限制,采取全面吸收欧美近代文化的政策。1871年12月23日,明治政府派出了由外务卿兼右大臣岩仓具视为使团正使,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参议木户孝允、工部大辅伊藤博文、外务少辅山口尚芳为副使的赴欧美使团。该使团之庞大为他国所不及,使团出访的时间也相当可观,前后历时631天。代表团成员历访了美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