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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价值观等全方位的意义上,全面、持久地影响着朝鲜的历史。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半岛后,在思想文化上采取了断绝儒教文化传统的政策。1945年日本投降后,韩国知识分子很快就在恢复民族文化传统的意义上,开始复兴儒教传统文化,强化儒教作为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现实意义。为了实现这一目的,韩国知识界很快恢复了历史上长期存在过的儒林,并于1945年10月成立了自己的组织———“儒道会”。“儒道会”在成均馆内设立全国总本部,又在道和市郡,以乡校为中心组织地方支部。它宣称以仁义礼智信为根基,设立目标是“涵养国民的伦理道义精神,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根本目的并进行实践”[3]。儒道会的活动没有停留在理论宣传上,而是通过成均馆总本部和在全国的各个支部、乡校,以及女性儒道会、青年儒道会等组织,实施了全方位的儒教教育与实践活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成均馆大学的儒学本科教育培养儒教文化的继承者; (2)通过儒道会总本部的儒教文化讲座以及对全国儒林的文化教育与实践礼节教育,使得全国广大的儒林能够传承传统儒教的生活方式与儒教价值观念; (3)通过女性儒道会、青年儒道会等组织的活动,在广大民众中推行儒教实践礼节,如女性儒道会所开办的明德学校就进行传统礼节和茶道等生活礼节的教育实践活动,而新妇学校则是使女性能够具有正确的价值观和自信心并能够接续我们的传统; (4)通过儒道会总本部对《朱子家礼》的研究、确认与推广,为广大民众提供实践传统儒教礼节的标准,并通过普通民众的婚、丧、祭祀以及老幼尊卑秩序之礼的实践,使儒教精神与儒教生活方式能够影响到所有韩国人,确保韩国儒教社会的传统文化精神。由此可以看出,儒教在当代韩国,不仅代表着自朝鲜时代以来始终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神,而且也在全社会对儒教传统礼仪制度的实践意义上,作为一种现实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而发挥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因此,当儒教传统在金融危机后受到从经济到现实、从哲学意识形态到法律制度的全面批判与抛弃以后,代表韩国传统文化精神并维护着儒教传统生活方式传承使命的1000万儒林及其儒道会组织,也同时开始了全面抗争。这种抗争,也相应地表现在经济、文化、现实以及法律层面等各个方面。

 

2.儒林的抗争与思想文化维护(1)经济学意义上的维护与抗争:对“裙带资本主义”论的反驳当韩国政府从经济学意义上深入批判所谓“裙带资本主义”时,韩国儒林及其知识分子代表也开始在经济学意义上反驳这种批判,他们不仅指责韩国政府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压力下所进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是以出卖国家权力为代价、从而有导致“国家危机”的危险,而且否认导致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是儒教传统的价值观。他们认为,韩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的确有问题,但不是因为儒教,而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方式本身带来的。在“儒教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中,被看成是儒教特征的权威政府、追求金钱和权力、裙带主义等根本不是儒教文化的价值,真正的儒教价值是为民、利用、厚生、大同、均等和群体等实质性的民主主义。这才是拯救韩国经济危机的儒教价值的良药。儒教维护者对经济改革的批判,不仅贯穿在金大中政府的改革过程之中,甚至在韩国政府宣称已经渡过了经济危机之后,也仍在进行。在一篇题为《韩国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奇迹还是灾难》的文章中,作者认为,韩国经济之所以能在1961年到1996年间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功,是因为韩国采取了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模式,而西方的经济压力却使得韩国政府无法再起到过去35年来的经济发展作用,由此导致了韩国的经济危机。进而,作者对韩国的经济改革前景也持悲观态度,认为“韩国正在失去对其经济命运的控制”[4]。(2)哲学意识形态意义上的抗争:《孔子应该活着,国家才能生存》在经济学意义上进行抗争的同时,维护儒教传统的韩国学者也开始在哲学意识形态意义上对批判儒教的思潮进行反驳,最典型的就是青州大学教授崔炳哲(音译)针对《孔子应该死去,国家才能生存》而出版的另一本哲学著作:《孔子应该活着,国家才能生存》。他在该书的序文中,严厉批评《孔子应该死去,国家才能生存》的作者,认为韩国国内对儒教的批判是“只不过是为了宣扬以美国价值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是“新事大主义”[5],是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崇洋媚外。崔教授认为,西方的科学主义会导致对人类的生命的毁灭,而儒教则将人类的生命价值放在首位,因此,二者的调和才是未来新千年的世界之路。与此同时,曾任韩国财经学会会长的李弼佑教授,也出版了《儒教的政治经济学———积德富国论》一书。在该书的序言中,首先批判了金融危机后韩国社会中一部分人对儒教的批判,明确表明了拥护儒教、相信儒教文化是21世纪所有韩国人应该追求的价值的观点。这代表了大部分接受儒教价值观念的知识分子与普通老百姓的想法。因此,当代韩国批判与维护儒教价值的两种理论的交锋在经济改革的现实背景下,愈形激烈。(3)法律层面上的抗争:对废除户主制的坚决反对与持续抗争在卢武铉政府积极推动并最终废除户主制的过程中,韩国儒林及其儒道会组织也进行了持续不断的抗争。在与主张废除户主制论者的辩论中,针对所谓的两性不平等论指出,在家庭内男女的作用不同,因而男女不可能平等。真正的平等是承认两性差别的调和意义上的平等,是对女性的人格尊重,而户主制正是体现了这一基本精神,因而户主制是应该保存的传统文化。儒林还指出,如果废除户主制,将会因为尊敬长辈思想的消失而导致家庭的解体。论辩之外,韩国儒林也展开积极的抗议活动。据韩国媒体报道,成均馆儒道会2004年9月15日在庆州乡校举行了抗议废除户主制的声讨大会。[6]次日,成均馆馆长崔根德发表强硬主张,提出如果国会通过户主制废除法案的话,韩国1000万儒林将展开大规模的罢免总统及国会议员的运动,并且提出“我们不要一个让家庭解体的总统”[7]的口号。在韩国宪法法院宣布户主制违反宪法之后,成均馆立即发表声明,指出宪法法院的判定,乃是最坏的误判”[8];韩国儒林甚至认为废除户主制是“反历史的,反民族的”[9]。看来,为了维护户主制及其背后的儒教传统文化,韩国儒林将会展开激烈的反抗斗争。对此,韩国学者评论说:“目前正在大韩民国国会争论中的民法改正案‘废除户主制’,正在引起当代韩国社会的进步的和保守的思想之间的激烈冲突,即当代韩国社会正处在是继承和发展传统呢、还是中断传统走向个人主义社会的新的潮流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换期。”[10]总之,儒教的命运问题已经成为当代韩国社会的一个根本文化问题与现实问题,对儒教命运的关注已经到了任何一个小的问题都可以引起广泛争论与激烈对抗的地步。

 

三　当代韩国社会在儒教传统文化意义上的精神困惑　　

 

尽管韩国的1000万儒林及其儒道会组织全力维护儒教传统及其文化价值观,但是,现实经济改革及其对于儒教价值的批判最终还是占据了上风:户主制的废除,以及随之而来的近200项法律制度的修改,最终预示了儒教传统在当代韩国所面临的衰落的命运。问题在于,儒教传统在现实中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当代韩国社会已经接受了抛弃传统儒教价值的文化命运,相反,这种现实的批判与法律层面上的废止,更加深了当代韩国多数知识分子的担心与深刻的文化忧虑。最为根本的原因,就是他们始终认为儒教不仅是几百年来韩国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而且也是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因此,抛弃儒教传统就等于割断了本民族精神的命脉,“儒教乃传统文化及民族精神”的观念,成为当代韩国批判与抛弃儒教传统思潮下的一种深刻的文化忧虑。当代韩国著名历史学家郑玉子(音译)在一篇文章中,就通过对“东道西器”问题的阐述,表达了自己对传统儒教文化的忧虑心情。他认为,无论是近代中国的“中体西用”论,还是近代韩国的“东道西器”论,提出的都是“关于开放•自我保存的均衡感和应该反省世界化的本质”问题,的确是看到了包括中韩等国在内的儒教国家近代以来一直未能完成的文化课题。这一课题的核心问题,在于在近代以来能够代表世界文明进步的西方工业化以及随之而来的现代化的持续发展中,因为种种原因而始终处于劣势的东亚儒教国家所处的文化困境:即在强大的西方文化语境中,试图寻找自我的文化生存空间的东亚儒教国家(日本除外),在文化与现实的对立中所处的痛苦境地。郑玉子还指出,中韩两国在近代以来始终未能完成上述东西方文化对比中的文化与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