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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短20年时间里,儒教在当代韩国经历了截然相反的命运:亚洲“四小龙”时期,儒教被作为促进东亚经济高速生长的文化动力受到了极力赞扬,广为宣扬的“儒教资本主义”模式就是对儒教伦理经济学价值的直接肯定;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却使得儒教在当代韩国正面临着被批判和被抛弃的现实命运。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历史上儒教文化发源地的当代中国,却正在兴起一种与当代韩国批判儒教文化思潮相反的、要求重新研究和评价儒教传统文化的思潮。这种极为有趣的文化现象究竟有着怎样的文化意义和现实意义,正是我们关注当代韩国儒教批判思潮的原因。

一　金融危机后儒教在当代韩国的被批判与被抛弃　

　
1.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对儒教价值的现实批判1997年11月,韩国发生金融危机。其后,韩国开始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即将政府主导下的大财阀垄断经营模式,改革为企业的自主经营;开放金融市场,允许外国资本进入韩国企业,实现贸易自由化。这两方面的改革,由于在根本上触动了韩国儒教社会的传统文化精神而遭到了坚决抵抗:对大财阀垄断经营模式的改革,直接批判了建立在等级制观念基础上的“儒教资本主义”模式,因而首先遭到了大财阀及其政治代言人的反对;允许企业解雇工人的改革规定,则因违背终身雇用制的儒教群体精神而引发了强大的工人罢工浪潮;而开放自己的资本市场,放弃政府对外国资本进入本国市场的强力控制,尤其令儒教社会不能容忍。在他们看来,这意味着国家权力的丧失,因而惊呼其为“国家危机”。但是执政的金大中政府没有被这样的思想纷争所困扰,而是对导致危机的政府、银行、财阀之间的关系模式进行了彻底改革:坚持韩国五大财团之间进行业务互换以及并购;成立金融监管委员会;对金融和股票市场实行了自由化的开放政策等。金大中的经济改革使得韩国在短短两年里就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重新实现了经济发展的高速增长。与此同时,它也使得注重个人价值的年轻一代在由改革所引起的文化冲突中,选择了诸如个人主义、法治、自由等西方文化价值观;而那些肩负养家糊口重任的中年一代则在最为现实的生存问题上,开始自觉或者被迫顺应经济改革的发展要求,抛弃传统儒教的价值观念。其后上台的卢武铉政府也在中青年一代的支持下,在坚持经济改革的同时,更加坚定了彻底批判和抛弃儒教传统文化及其价值的决心。正是在现实经济改革的批判下,韩国传统的儒教价值观念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社会阶层所抛弃,甚至连一向作为延续韩国儒教传统文化精神的教育圣地———成均馆大学儒学部也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2.哲学层次上对传统儒教文化精神的批判尽管在经济危机发生后,韩国乃至世界各国的经济学家们对传统儒教的裙带关系所造成的政企勾结、贪污腐败、金融和债务危机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这些批判并未从理论高度上直接触动韩国这个典型的儒教社会的心理。真正令韩国人感到震惊的,是《孔子应该死亡,国家才能生存》一书[1]。在这本书中,从历史到现实,从孔子到朱子,从祖先崇拜到孝道,从国家到男人、女人,从中国、日本的儒教到韩国的儒教,作者几乎对儒教文化做了全方位的批判,而批判的重点则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儒教文化造成了国家崩溃的历史循环。作者认为,儒教文化对(韩国)国家的最大害处,在于儒教文化首先造成了社会崩溃的历史循环,而在解决崩溃危机的时候,又因为儒教文化内部所包含的“向后看”的历史崇拜观,使得儒教国家在发生危机时,陷入了一个道德拯救论的怪圈。作者甚至将这种道德拯救思想比喻成“孔子病毒”而大加批判。第二,作者认为,之所以会造成儒教社会崩溃的历史循环,是因为孔子和儒教对历史的歪曲。孔子追求的是虚构的、歪曲的价值。为了寻找本质上并不存在的意义,孔子的弟子们陷入了过去的陷阱中,为此而必须歪曲和美化所有的历史事实。这个“过去”指的不是时间上的过去,而是非常危险的、能够决定生命意义的、价值观意义上的“过去”。可悲的是,孔子的弟子不单指文献中所记载的3000名,也包括今天无法摆脱儒教文化气息的所有人们。孔子的几句简单教训却占据了东洋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束缚人们的观念形态。第三,作者还通过对祭祀、孝道、男尊女卑等儒教伦理的具体批判,揭示了儒教社会的弊端。最后得出结论说,因为孔子、朱子歪曲历史,所以应该死去,惟有如此,国家才能生存。中国和日本已经抛弃了儒教,国家治理得很好,所以韩国也应该抛弃儒教。在韩国这个典型的儒教社会里,作为儒教文化象征的圣人孔子,受到了如此严厉的批判,的确令人感到震惊。这种批判与孔子及儒教在近代中国所受到的彻底批判有颇多相似之处。在上世纪初中国的“五四”运动中提出的“打倒孔家店”口号,导致了儒教在现代中国的失败命运。因此,当代韩国在批判儒教传统的社会思潮下所提出的“孔子应该死去”的口号,是否也预示着儒教的终结命运呢?这是令当代韩国的儒教文化维护者感到惊心的根本原因。

3.废除户主制:法律层面上对儒教传统生活方式的批判与抛弃户主制是现行韩国民法中一项以户主为中心来构成家庭关系的法律制度。韩国民法规定,公民个人的所有身份变动如出生、婚姻、死亡、收养等,都要记录下来作为公文,成为用来证明个人身份的一种制度。其编制方式是在户籍本上记载所有家族成员的身份变动情况,编制的基准是户主,即家族所有成员都以户主为中心来记载相互之间的关系。户主不仅具有抚养家庭成员的义务,也具有决定家庭成员命运(如财产继承等)的权利。这种户主制度贯彻了儒教男尊女卑的观念。比如,民法规定户主的继承顺序是儿子→女儿→妻子→母亲→儿媳,幼子会比母亲具有优先成为户主的权利;子女从出生起就要随父姓,只有少数例外才可以随母姓。同时,女性婚前从属于父亲户籍,婚后从属于夫籍,夫死后则或者从父亲户籍、或者从儿子户籍。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种严格贯彻了儒教传统文化男尊女卑意识的户主制度,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当代韩国儒教社会形态中的家庭关系,妇女成为男性的从属,不仅不具有平等的权利,而且在婚姻关系中处于被动地位。这与宪法所规定的男女平等的精神相违背。因此,自1950年代以来一直有人主张废除户主制,韩国国会和政府也一直为它的存废争论不已,但直到金大中政府也没有能将废除户主制付诸实施。因为这项制度与韩国的儒教社会体制有着根本联系,而代表儒教社会的根本文化精神并在现实生活与法律意义上守护儒教社会秩序的,便是占总人口五分之一强的韩国儒林。他们一直维护着这项法律制度,坚决反对废除户主制。1997年的金融危机使得批判传统儒教伦理及其价值观成为经济改革的先决条件,要求废除户主制的呼声愈演愈烈。在卢武铉政府的推动下, 2005年2月,韩国宪法法院终于判定户主制违反宪法。韩国儒林面临的,将不仅是在法律制度上的废除户主制,而且包括随之而来的与家庭、婚姻、财产等相关的整体的社会制度的法律改变[2]。自朝鲜时代以来就一直居于正统地位的儒教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最终面临了衰落的命运。

二　韩国儒林:儒教衰落命运的最后抗争与思想维护　

　
1.儒教对当代韩国的意义从历史上看,朝鲜半岛早在汉代以前就受到了中国文明的直接影响,铁制农具和婚丧嫁娶等社会风俗通过大陆居民的迁移进入朝鲜半岛;汉王朝在朝鲜半岛北部建立“汉四郡”以后,中国大陆文明对半岛的影响,已经不限于农业生产与社会风俗,而达致文化的范围:汉字传入朝鲜半岛,从而直到公元15世纪一直是作为朝鲜半岛的惟一文字而存在的;汉武帝在朝鲜半岛设立太学等文化教育,从而使得半岛在文化精神上直接传承了儒教文明。此后来自中国大陆的儒教始终影响着朝鲜半岛。朱子学传入朝鲜后,逐渐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在整个朝鲜时代(1392~1910年)约500年的时间里,朱子学始终在国家体制、社会结构、思想文化、祖先崇拜、教育体制、生活方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