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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对立的时代课题,因而才会造成当代中韩两国在不同的社会与时代背景下,产生出相同的文化心理课题,就像她所说的:“今天的问题仍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国家每当面临传统的转换期时,就一直在克服由自我保存伦理和开放伦理共存而需要对两者的智慧的调和所带来的危机。”站在这个角度,我们就能够解释当代中国学人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条件下,首先想到的就是传统文化的复兴这一文化现象的历史与现实原因,也能够解释何以当代中国学人在讨论传统文化的复兴时,同当代韩国一样,首先从“中体西用”的论争开始的根本原因。问题不在于研究者的观点是对还是错,而在于这种深陷于争论和反对中的儒教文化观念不仅带来了民众对危机后复苏的经济发展前景的悲观情绪,而且使得韩国民众陷入了精神上坚守儒教传统文化价值和现实中不得不接受西方经济发展模式之间的对立所带来的后危机时代的精神分裂痛苦之中。韩国学者赵慧净在《“你陷入了想象之井”:压缩型发展中主体性的形成———对现代性与韩国文化的女性主义批判》一文中认为,韩国经济危机的实质是“殖民地现代化”的危机,“自从韩国被并入由跨国资本主宰的世界秩序的那一刻起,危机即已潜伏”[11],对当代韩国的现代化问题显示出一种悲观的宿命论思想。引人注目的是,在这篇文章中赵慧净所说的这样一句话:“韩国人一直找不到一条超越于激情四溢的防御性民族主义和冷酷无情的市场原则这种两分法之上的道路,这让我颇感绝望。”[12]这里提示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坚守儒教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对新自由主义思想主导下的韩国经济改革所做的理论争论,引起了更大的危机感,尤其是对自己的经济主权与传统文化所受到的威胁感到深刻的忧虑,进而对自己民族的未来感到绝望,就像赵慧净在文章中所说的“令人担忧的是数量不断增长的年轻一代如今觉得‘与其陷在矛盾中不能自拔,倒不如死了好’”[13]。这表明,对于当代韩国而言,面临着一种微妙的难题,即现实与精神的对立问题。从现实的意义上看,政府的经济改革是合理的。不改革韩国就没有办法度过这一场经济危机,韩国的经济就会在这场金融危机中遭到灭顶之灾,而改革所触及的种种弊端,诸如政经勾结、裙带资本主义、财阀经济、金融腐败等等问题,无一不与儒教社会的宗法等级文化背景相联系,因而才引起韩国经济界和学术界对传统儒教价值观的批判,并最终导致了儒教衰落的命运。但问题在于,儒教在历史上一直是韩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与民族精神的象征,儒教的衰落命运所引起的精神文化危机问题,也成为韩国政府必须认真对待的社会文化问题。如果继任的卢武铉政府不能解决经济改革背后文化价值观的冲突问题,就不仅会影响改革的进度,而且也无法确立新的价值观,终究会对改革的最终成功带来疑问。但是,恰恰是在这个最为关键的问题上,卢武铉政府试图用强硬的经济与政治手段来彻底废除儒教传统的做法,一方面引起了国内儒教势力的激烈抗争,导致了引发社会激烈争论与分裂的总统弹劾案、废除户主制法案、查明亲日历史法案、废除国家安全法案、迁都计划法案等一系列重大的政治事件。政治上的动荡、儒教势力的现实抗争、国民对即将发生国家危机的担忧,都使得当代韩国的经济发展前景堪忧;另一方面,由于无法解释儒教在韩国自朝鲜时代(1392~1910)至今的几百年历史中始终作为传统文化代表而具有的民族精神意义的丧失问题,当代韩国儒社会的文化困惑与精神痛苦更形尖锐。

总之,渊源于儒教传统文化价值观与金融危机后韩国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下的经济改革背后所隐含的西方文化价值观之间的对抗与冲突,已经引发了当代韩国政坛的激烈动荡与经济前景的担忧,以及由此带来的精神危机。

注　　释
[1]金京日(音译):《孔子应该死亡,国家才能生存》,海洋出版社, 1999。
[2]据韩国媒体报道,宪法法院宣布户主制违反宪法后,与户主制相关的261条民法也将随之改变。
[3]韩国儒道会总本部:《儒林手帖》(韩文),由本文作者翻译。
[4]转引自《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第331、332页。
[5]崔炳哲(音译):《孔子应该活着,国家才能生存》(韩文),启亚出版社, 1999。
[6]《联合新闻》(韩文), 2004年9月15日电子版。
[7]《联合新闻》(韩文), 2004年9月16日电子版。
[8][9][10]韩国《中央日报》(韩文), 2005年2月3日。
[13][14][15]转引自贺照田主编:《后发展国家的现代性问题———学术思想评论第八辑》,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