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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小说很优美，有浓浓的乡愁在里面，但同时又有对黑暗势力的反抗，他是通过自己的作品进行反抗， “鲁迅是我的榜样。” “世界正在变恶，我要把变恶的征兆告诉给孩子。”

大江先生谈到鲁迅的时候反复讲到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正如学者王中忱在《小说家与知识分子的议论》中介绍的那样： “大江无疑也是相当固执的，他坚持把作为小说家的自己编入知识分子的谱系”， “他不仅激赏那些‘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康德语）的前辈，自身也始终保持对社会公共事务关怀的热情。”“这个世界有光明也有黑暗。天上有星星闪烁，地上有看不清的黑暗。”谈到12日、13日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参观以及与幸存者的座谈的行程，大江先生表示， “南京大屠杀就是我必须亲眼看到的黑暗。很多日本人不知道或者不愿意知道南京大屠杀的真相。我要回去告诉他们。有人指责我这是自虐，我不同意，我只是将被遮掩的历史展示出来。”
在日本，大江先生的言论常遭反对之声，甚至会遇到极端右翼分子的威胁。我向大江先生表示担忧：此行中国，这些言论会不会导致对他不利的后果，他坦然地表示， “重要的是真象，其他的无所谓，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文学家永远的浪漫气质
大江健三郎到达中国的当天晚上，去了他46 年前就到过的地方——北京王府井全聚德烤鸭店。19 60年6月末，25 岁的大江作为日本代表团的一员访华，那也是他第一次到中国。正值日本国会即将审议《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修改方案，审议的前夜，东京的游行队伍包围了国会大厦，与机动队（相当于武装警察）发生冲突，女学生桦美智子死亡。    日本代表团到华的第三天，周恩来总理在王府井全聚德烤鸭店宴请全体团员。当晚，周总理亲自在门口迎候大家，他对走在最后一个的大江用法语说： “我对你们学校的学生表示痛惜。”大江惊喜地发现，周总理竟然知道自己是学习法语的，所以专门用法语同他交谈。整个晚上，大江激动得望着面前“著名的烤鸭，一口也没有咽下去”。脑子里想起鲁迅的文章里讲到的3•18 惨案——19 26年，由于中国政府没有采取强硬态度对抗日本干涉中国内政，北京的学生和市民组织了游行示威，在国务院门前与军队发生冲突，遭到开枪镇压，47 名死者中包括刘和珍等鲁迅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的两名学生。
在当年记的日记里，他是这样描述在北京被毛泽东等领导人接见的情形的： “毛泽东、周恩来、陈毅、许广平、郭沫若、茅盾、巴金、赵树理、老舍……这些是多少茂密的森林啊！”而站在接见队伍的后面，远远地看见的那些领导人，犹如“茂密森林中的参天大树”——大江说他一生最喜爱两件事物，一是书，二是树。他用最爱的事物来比喻他所崇敬的人们。在大江的此次行程中，还有一些类似的故地重游的项目。他应该是熟悉中国的，这是他第五次中国之行。12日、13日在南京，除了了解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大江还将拜谒中山陵，并与南京师范大学校长会见、与南京学术界学者座谈。14日返回北京后，最后一场演讲，内容仍然与鲁迅有关，题为《鲁迅——中国——我》。
今天，当我想到大江先生即将结束全部的行程返回日本，一个细节浮上心头：在北京初秋的夜里，在鼓楼东大街小径厂胡同深处的一个老四合院里，大江先生品尝着独特的云南菜时，看到邻桌的一位身披藕荷色披肩的外国女人，便告诉大家， “如果那位女士回到自己的国家，将来某一天撰写自己在北京的回忆录时，开头的一句，她一定会这样写道： ‘北京的初秋，院子里还是有些凉的’。”
——这样美丽而意境悠远的句子，让人感到，无论怎样地介入生活，讨论政治，大江先生身上则充溢着文学家永远的浪漫气质。       大江健三郎，日本小说家。1954 年考入东京大学文科，两年后转入法文科，在萨特哲学和欧美现代小说的影响下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上世纪60 年代起，其创作进入鼎盛期，重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个人的体验》《万延元年的Football》《洪水涌上我的灵魂》《倾听雨树的女人们》等，近著《愁容童子》《别了，我的书！》等。1994 年，由于他的作品“通过诗意的想象力，创造出一个把现实和神话紧密凝缩在一起的想象世界，描绘出现代的芸芸众生相，给人们带来了冲击”，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2006 年9 月8 日至15 日，大江健三郎应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访问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