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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亦即文化个性。不同的文化之间自然会呈现不同的文化形态,诸如中国文化、美国文化、东方文化、西方文化等等。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同时又是文化的镜象折射,必定能反映不同文化形态的差异。透过一个民族的语言层面窥见的乃是这个民族绚丽多姿的文化形态。因此,任何对跨文化交际的研究,都不能只从本国文化的接受心理去考察语言差异,而应兼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信息发出者和信息接受者)所共享的信仰、价值观念、时间观念、行为准则、交往规范、以及认知模式等,亦即不同群体之间在所思、所想、所为、所言和所觉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下建立了自己的文化体系,表达同一理性概念的词,由于在不同的氛围下不断使用,获得了附加在理性意义之上的不同的文化附加义,因而会引起不同的文化图示(cul-tural schema)。在跨文化交际中,交际者有时不能灵犀相通,除其它因素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文化差异导致了接受心理差异,成了交际中“相通”的障碍。从语言的文化附加义出发来研究语言差异,能使我们有效地把握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一、文化附加义的内涵及其产生的原因　　

语言和文化之间始终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不同的民族由于在地理、民俗、宗教及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着差异,表达同一理性概念的词,在各自独特的社会文化传统作用下必然会产生附加在词汇本身概念之上的不同文化内涵。在词汇学上,人们称之为文化附加义或联想意义(connotative mean-ing),它包括感情色彩、形象色彩、态度色彩和语体色彩。这些含义是“非理性意义”。如果说理性意义(conceptual meaning)是语言表达某一客观事物或某一思想概念时获得的意义,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指称意义;那么文化附加义则是人们在使用语言时联想到的现实生活中的经验,表达人们在使用语言时感情上的反应,并从广义上显示出特定语言集团的社会文化特征。因此,有的语言学家又将它称为“社会文化意义”(social-cultural meaning)。社会语言学家Hudson (1981)指出:文化是“从社会习得的知识”。

也就是说,文化是某人作为某一特定社会的成员而必然具有的知识。虽然人类大脑中或许存在着某个语言机制,语言的习得也有生物遗传的因素;但它基本上是从社会上其他人那里习得的,它属文化范畴。两种不同的语言之间会存在许多词汇对应关系,但这种“对应”并不等于“对等”,即使有时表达的理性概念相同,其联想而产生的“超语言信息”或“文化附加义”的差别是无法在语义转换中得到弥合的。比如,汉语的“鼓动”是一个中性词,能用于褒贬两种意义,而英语“agitation”(鼓动)却是贬义词,因为西方人认为把自己的观念强加给人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在汉语文化中,“雄心”是褒义词,“野心”是贬义词,英语的“雄心”与“野心”竟是同一个词(ambi-tion)。可见东方式“野心”与西方式“野心”的心理基础完全不同,其文化附加义也肯定不同。“西风”和“west wind”对中国人和英国人来说有着不同的文化附加义。由于地理位置差异,当西风吹起的时候,正是英国春天来临、万物复苏的季节,因此,西方文化中的“west wind”和春天、生命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这在英国文学作品中多有反映,特别是诗人雪莱在他的《西风颂》中就对“westwind”大加赞颂,把它作为希望和力量的象征。而对中国人来说,“西风”承载的却是一种迥然不同的文化意蕴,激活的是一种截然不同的心理图示。除李白的“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阕”,艾性的“海田未必知天数,空对西风老泪滂”等之外,元曲大家马致远的脍炙人口的小令《天净沙》:“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中“西风”一词,使人联想到深秋或寒冬的来临,天空灰白,树木凋零。《天净沙》是一幅恬静、凄凉、萧条的寒冬荒野油画,它所负荷的独特的中华民族文化蕴含,英语民族是感受不到的。文化附加义不仅体现在语言上,也体现在非语言的物质实体、行为和现象上。例如,英语的“blood”象征亲缘关系(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性情、脾气(make the blood boil),出身(blueblood in one’s vein),民族(He has Canadian blood)等;“moon”象征“宁静、纯洁、爱情、孤独”;“star”象征“遥远、单纯、永恒”;“sea”象征“浩瀚、深沉、狂暴”;“ice”象征“寒冷和死亡。”汉语则以“红烛”代“教师”,以“蝉声”喻“凄切”,以“杏林”代“医界”,以诸葛亮指“智者”。在美国赠送礼品时几乎没有什么禁忌。

如在一个八十岁老太太过生日时送给她一个“钟面带醒目黑字”的小钟,会体现送者的关爱与体贴。中国文化则不同,送人“梨”,“伞”会令人想到“分离”而使受者不高兴;而送人以钟,一定会由于让人联想到“送终”而遭人痛骂。中国人常把人的品质与植物联系起来,如茅盾的《白杨礼赞》就借用白杨来象征在艰苦环境下坚持抗日战争的广大军民。松树冬夏常青,不畏严寒冰霜,象征人的坚强与不屈不挠,梅花斗冰霜傲风雪,象征女中豪杰,竹子比喻高风亮节,还有“红豆”寄“相思”,“柳”多姿,“兰”清高,“莲”则“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同样,西方人用红石竹表思念,橄榄枝喻和平,以百合比喻纯洁美丽的少女,以黄水仙象征欢乐、春天。文化附加义是组成文化的最小独立单位,它构成了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特质。它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的。物质的文化特质如中国的筷子、旗袍、长城,西方的刀叉、西服、麦当劳等;精神的文化特质如中国的风水、“礼”制,西方的亲吻、拥抱、弥撒等。每一文化特质都具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特殊的意义,在不同的文化里对社会生活和人们的行为有着不同的影响。而这些深层次的文化意蕴只有通过向不同文化背景的交际者提示其社会文化附加义,通过词汇的指称意义与实体意义的联系才能达到跨文化交际时语言文化信息的传递效果。　　

二、文化附加义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　　

“语言反映一个民族的特征,它不仅包括着该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而且蕴藏着该民族对人生的看法、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邓昌炎,1989)。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具有不同的思想、行为、习惯模式和不同的社会文化习俗。比如,世界上任何社会或群体,人们的行为(包括言语行为)都是由“礼貌”来制约。西方人“being polite”是指讲绅士风度,保持整洁的外表和彬彬有礼的举止。礼貌被看成是“一封四方通用的自荐书”。而汉语中的礼貌,涵盖的准则与西方人大相径庭。中国人的礼主要体现在人际交往中要礼貌周到,要讲“客气”上。此外,礼貌还用来制约人的行为。“礼”调节人们的主观欲求和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使二者之间能达到一种能够维持社会存在的均衡状态。因此,“礼”制贯穿着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各个层次都有其决定性的影响,其强烈和持久的程度好比西方的宗教,它变成了中华民族的潜意识(贾玉新,1997)。而“礼仪”则成了交际的准则,按孔子的话说,就是“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即安分守纪、谦虚、他人取向、男女授受不亲。

由于中国人非常注重礼貌,在受邀请吃饭或收受礼物时,会很习惯地说“不,我可能没时间”或“不,我不能收这礼”。在中国文化中“不”(No)具有隐性“please offer me again”的文化附加义;但对西方人来说,“No”是明显的拒绝邀请或收受的表示。因此,不少在外留学的中国学生会由于“礼貌”或饿肚子,或干渴一晚上,他们会认为外国人不够意思,不真诚。相反,由于中国人的礼貌,在饭桌上请别人吃东西时的左让右让的“强迫”式礼貌,使很多外国人感到尴尬,不可理喻。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言语交际中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