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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中外翻译史上诸如归化异化在内的许多问题其实都是“二元对立”现象的反映。翻译中的二元对立模式是有深刻的哲学、语言学根源的。用语言哲学作为科学手段研究翻译理论,英语论文范文是深化翻译理论、扩大并展现现代翻译语言学深层理论的维度和论证手段的必由之路。只有认识到译学与哲学的客观存在和客观规律,突破二元对立的窠臼,从哲学高度和哲学层面研究翻译问题和语言现象,才能透过表层现象深入研究归化异化的理论本质。

关键词:语言哲学 “二元对立” 归化与异化

1　归化异化:“二元对立”的翻译策略
长久以来,我国翻译界一直存在着“艺术派”与“科学派”、“神似派”与“形似派”、“意译派”与“直译派”之间的争论。大致说来,这一对对派别又可以概括为两大派,因为前者(艺术派)认为翻译是艺术,实践中比较注重神似,而且大多偏爱意译,而后者(科学派)则认为翻译是科学,实践中比较强调形似,大多喜欢采用直译。(孙致礼1999:3)在译学论坛上也出现了“二元对立”(du-alistic antagonism)的译学格局———语言学派与文艺学派、规范学派与描写学派、结构学派与解构学派,彼此对垒、相互抵制。“二元对立”可谓翻译领域的宿疾,如传统中国译论中“译意-译味”、“形似-神似”之辩,再如西方传统译论中“直译-意译”、“忠实-优美”之争。(王洪涛2006:102)西方,除异化翻译( foreignizing translation)与归化翻译(domesticating translation)(徐国良　文炳2009: 97-98)的提法外,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出现的许多翻译理论也多以二元方式展开。比较著名的是奈达提出的“形式对等”( formal e-quivalence)与“动态对等”(dynamic equivalence)(Nida 1964),实际上同归化与异化一致。
纵观中外翻译史,包括归化异化在内的反复出现的许多争论其实都是“二元对立”现象的反映,成哈姆雷特的to be ornot to be式的一个二难选择。“但这些问题的提出往往都基于一个对立的前提,非此即彼,就如同一个问题的两极,一正一负,一积极一消极,让人们在两难的选择中陷入矛盾的重重漩涡之中,讨论的双方各执一词,在对立中坚守着各自的一方。有趣的是,这一个个对立的两元,既可以在道的层面形成理论上的一个个难题,又可在技的层面以一个个具体而微的障碍或困难形式出现……既是哲学范畴的形而上问题,也可以是翻译的形而下的经验分析。”(许钧2003: 256)比如归化异化争论,除双方切入角度不完全相同外,根本的问题在于双方在阐述自己对归化和异化的看法时,论证的方法主要是思辨性的,依赖的论据基本上是有利于自己观点的翻译实例。本来归化异化策略就没有明确的界限,而且在翻译实践中也没有绝对的归化与异化,更重要的是,归化与异化派在对自己主张的翻译倾向进行总体归纳时,依赖的往往是一些比较个人的经验和对极为个别的例子的感悟,而不是客观的事实,也没有从理论上充分证明自己的主张能在翻译实践中占主流位置。因为不同学者只从某一个角度(异化派从文化角度,归化派从语言角度)出发考察这一争论,就倾向于过度强调影响翻译策略选择的某些因素,而忽略其他因素的作用。异化派一味强调文化内容层面上的异化为主,却忽略同时存在的语言形式层面上的归化为主;归化派只顾语言形式层面上的归化为主,却无视同时存在的文化内容层面上的异化为主,此为异化派和归化派论争的焦点所在。
当然,我们不能全盘否定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它可以通过对比、比较说明事物性质,解释很多现象。“表现在翻译研究中亦可以加深对于翻译实践活动和理论现象的认识与把握,并在一定程度上激发逆向思维,活跃学术氛围。然而,在当前的翻译研究中,二元对立的致思模式本身所固有的简单化、静态化、直线性和排他性的弊端亦表现得愈发明显:首先,从内部的双方关系来看,对立学派画地为牢,固执己见,以己之长攻他之短,拒绝吸收对方的合理内核,企图扼杀对方或凌驾于对方之上,难以形成互鉴共生的局面……”(王洪涛2006: 98)文学翻译过程中文化因素必不可少,一般对此的处理就是采用归化与异化策略。可是,这个“化”的度又如何把握,才能不至于陷入“过”、“不及”两个极端?其实,问题在于人们往往把“化”的两极对立起来,把对方看成不可调和的对立面,理解“是或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观念。因此,质疑、批评翻译中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对摆脱二元对立模式的束缚、解放主体的创造力、推动辩证思维的发展,都有积极意义。
在科学研究中,任何研究都不可能摆脱哲学思维方式来从事研究活动和思考活动,哲学思想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基础,翻译研究也是如此。翻译研究受哲学和语言学影响,一直存在着各种二元对立概念。“随着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兴起,翻译理论研究中的诸多二元对立概念被纷纷打破,一种多元共生的翻译生态正在形成。然而在翻译实践中,尤其是与文化现象密切相关的诸多翻译问题上,二元对立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地影响着翻译理论的构建和翻译实践,这些问题不解决,翻译理论上的二元对立观念还会死灰复燃。因此,解构翻译中的二元对立观念仍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张明权2005: 6)一个学者虽然不一定总是以一种自觉的哲学意识从事研究工作,但是肯定受着某种哲学观念支配。在对待归化异化对立的翻译理念研究中,首先要知道翻译中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认识论根源,才能有的放矢,从深层角度看待它们。限于篇幅,本文从略。

2　对归化异化的语言哲学反思
目前,对归化异化的研究主要是依据主体的感悟和阐释,主要是从个别词语、句子、语段入手进行分析,很少顾及整体文本的系统透视。英语是综合语,汉语是分析语。前者的特征是运用形态变化表达语法关系;后者的特征是不用形态变化而用语序及虚词表达语法关系。我们在翻译、批评和翻译教学中都比较偏重从语法结构和语义结构分析和评价译文的得失。英汉句式结构不同,英语句子有严谨的主谓结构,这个结构通常由名词性短语和动词性短语构成,主谓协调一致,主次分明,句式呈聚集型;相比之下,汉语不受形态制约,没有主谓形式上的协调一致关系,也就没有这种关系可以驾驭全句。汉语主谓结构具有随意性、复杂性和灵活性,因而句式呈流散型。语言形式及文化因素各有自己遵循的规律,其归化与异化相对于不同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目的和任务,因而不同历史时期对译者的要求不同。由于翻译时面对的不是语言而是言语,因此在讨论归化与异化时便要区别对待反映和不反映文化的言语,切不可混为一谈,不能将讨论文化因素时得出的结论强加给语言形式。要特别注意,由于英汉语系的差异非常明显,不能把西方译论不加区分地应用于汉语语境中的中国翻译文学研究。
由于语言的特性,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在符号特征和功能上都有较大区别,在文学翻译中确实存在不少颇为棘手的翻译现象,特别是涉及到二种不同的文化体系的时候。讨论翻译的异化与归化时,应该从语言和文化两个层面分别考察问题。从文化内容层面讲,翻译应该以异化为主,归化或淡化为辅。这由翻译目的决定。翻译的首要目的是传播异域文化,应该采取异化策略,因为一旦采取归化策略,便丧失源语文化的“异域性”或“异国情调”,也就失去翻译的首要目的和翻译行为本身的意义。(彭仁忠2008: 122)在现代不同文化交往中,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而文化认同的核心问题是确立差异。过度归化翻译只能造成文化差异和自我丧失。同时,在语言形式上以归化为主,方可保证译语的可读性和流畅性;以异化为辅,则可增加译语语言的异域性和新奇性,译作的异化语言成为目的语语言的新生力量和新鲜血液。“故此,翻译研究当中的异化与归化用语,似乎不应该是笼而统之的异化和归化,而应该是更加具体细分的异化和归化:语言形式上的异化、语言形式上的归化、文化内容上的异化和文化内容上的归化。将异化与归化如此细分后,翻译研究才可能更趋于合理,相关的论述也可能更具说服力。”(张智中2005: 123-124)一方面,如果在不加区分的情况下谈论异化与归化,往往会导致思维混乱,双方争论角度不同,结果当然迥异。另一方面,如果只从一个层面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