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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研究是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和文学批评等领域的重大课题。在语言学领域,二语习得理论的身份研究多从建构主义视角展开,研究焦点集中体现在二语学习者的自我认同的变化上。英语学习者在学习英语后自我认同的变化分为六类:削减性变化、附加性变化、生产性变化、分裂性变化、自信心变化和零变化。受试者在各类自我认同中的得分按均值高低排列依次是:自信心、零变化、生产性、附加性、分裂性和削减性[1]。社会语言学从社会地位、社会距离出发揭示出社会阶层与亲疏程度对会话的影响;话语分析则研究隐藏在话语系统中的意识形态和权力意识;系统功能语言学从人际功能的角度探讨话语所承载人际态度等人际内涵;而社会心理学则结合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研究身份与话语的双重建构[2]。冉永平在总结第十届国际语用学研讨会时谈到:说话人或作者使用语言传递信息的同时,也在进行一种社会活动,构建自己或对方的社会身份[3]。因为身份构建涉及交际参与者的角色、权力、地位等特定语境因素对语言形式选择的制约,因此交际中必然存在自我身份和他人身份的再现,以及与身份相匹配的语言形式,如领导、权威专家、平民等之间就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语言选择的差异,反过来,语言选择也能体现各种身份地位等非语言因素。袁周敏提出言语交际中身份建构即是正常社会人采取相关言语资源以表明并且维持一个个体所有的关于他这种人是其所是的过程与结果;而某个身份在言语交际的某一阶段被主体建构或被客体听话人识别的过程或结果则为身份突显;社会身份理论、身份传播理论和对话理论从不同的侧面为言语交际中的身份建构提供理论依据[4]。本文将相关身份理论引入社会言语交际的动态过程,拟从言语交际的角度微观地探讨克林顿总统就职演说话语中的身份建构问题。　　

二、理论依据

社会心理学家Tajfel和Turner在The Social I-dentityTheory ofIntergroupBehavior一文中提出社会身份理论,并区分了个体身份与社会身份。他们认为社会身份的取得来自群体成员资格,人们倾向于通过内群体和外群体的有利比较从而获得有利的社会身份并称之为积极社会身份[5]。社会身份理论认为,社会身份是由社会分类( social categoriza-tion)、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和积极区分原则(positive distinctiveness)建立的。Turner在该理论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并形成了自我分类理论(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自我分类理论关注的不仅仅是对某一具体的群体行为做出解释,而是将重点放在对一个心理群体进行解释上,阐释自我和他人的认同水平和类型随着人们的动机、价值、期望、背景知识以及比较发生的社会背景等的不同而产生的差异[6]。社会身份理论及后续发展的自我归类理论对个体和群体的身份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揭示了社会个体具有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偏见的倾向,个体具有自动自我分类的功能。个体自我归类为什么样的群体即被认定为具有什么样的社会身份,个体社会身份的形成表面看来是个体自我归类造成的,然而更深的社会内涵是通过归类获得的社会身份具有提高自尊和减少不稳定性的社会内涵。个体总是通过各种行为将自我进行归类,关键不在于“我是谁”的问题,而在于个体为什么将自己建构为“我是谁”以及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建构。于是话语在总统个体身份建构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深刻的社会意义。

Simon的身份自我模式(Self-AspectModel ofIdentity)则是社会学、心理学和社会认知途径的结合,无论是个体、关系和群体身份,它们本质上的特性表现为认知性和社会性[7]。总统的自我身份具有认知性和社会性。认知性体现在作为演讲人的总统能够对其话语身份和个体身份进行定位与调控。社会性体现在总统演说是总统和听众双方的互动协商,这种协商虽然不是实时在线协商,却充分体现了协商的互动性。总统发表演说之前对听众的社会结构、社会身份等做了翔实的估算,对听众群体的深度分析是生产演说话语甚为关键的一步,形成演说稿的过程正是与潜在听众充分交流协商的过程。　　

三、总统身份建构分析

本文通过详细研究克林顿(W illiam J. Clinton)第一任就职演说词,拟从文化语用、词汇语用和句法语用三个角度研究总统身份建构的语用手段。总统就职演说表达了新一届政府的主要关注点和政策取向,克林顿上任适逢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经济陷入低迷、萧条的困境,许多美国人对他们的未来表现出悲观的态度,认为他们的国家正在走向错误的方向。克林顿的就职演说通过列举不平等现象和社会问题,强调“变革”,提出要“结束这个僵持停顿、放任自流的时代”,并明确继承罗斯福的精神,要使美国成为罗斯福称之为“进行大胆而持久试验”的地方。

1.文化语用视角

作为美国文化核心的文化规范对言语者的话语建构具有设定作用。文化语用原则是主流文化观念设定的语用化或语境化[8]。对于具体语境中的互动者而言,它是要指引或调节话语建构中的意向信息表面化/符号化的形式,使之不仅要合理(情境理性)、合适(可以接受),而且更要有效地传递意向。因此合理运用文化语用原则一方面能够引导听众认知话语更大更深层次的背景信息,另一方面则有效地传递意向信息,从而建构言语者的多维度身份特征。核心的文化语用原则既是文化共同体成员日常交际活动的一般性指导原则,又是建构和解释具体会话情景中的、以需要为理据的特殊原则的最终原则。换言之,文化核心语用原则投射到情景需要之上,就会派生出情景化的文化语用原则。

民主、自由、平等是美国民主文化的核心。民主文化语用原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称呼语。文本共使用2次“my fellow citizens”, 3次“my fellowA-mericans”称呼听众。作为就职典礼的演说,称呼语已经内化为一种话语类型文化,但是它依然能够折射出一种民主意识;使用第一人称近指掩盖了自己作为特定政治、经济利益集团代表的实质,使听众心理产生一种认同感,作为内群体成员进一步接受自己的政治主张[9]。(2)政府机构词汇。政府机构词汇已经语用化为民主政治文化的一部分。例如“五角大楼宣称选举结果仍在保密阶段”,“北京对这起突发事件反应迅速”,两句话中的“五角大楼”和“北京”已经不是单纯的地点名词。该类词汇在演说中共出现10次,其中4次使用“government”, 3次“congress”, 3次“president”(包括1次“presiden-cy”)。这类词汇的文化意义属于非常规意义,是一种转喻,“政府”、“国会”、“总统”代表着国家民族,是其追求自由民主的象征。(3)政治词汇。直陈民主自由的词汇共使用9次, 4次使用“democracy”, 4次“freedom”(包括1次“free”), 1次“liberty”。(4)政治人物。文中直呼的总统有“PresidentBush”,“GeorgeWashington”,“FranklinRoosevelt”,“Thomas Jefferson”,并且两次使用“开国元勋”(founders)这一文化内涵极强的词汇。(5)“人民”一词。文本共12次使用“people”一词,其中10次对应“人民”这一层含义。(6)其他带有民主文化色彩的词汇。如“civil”出现2次( the CivilWar, thecivil rightsmovement), revolution出现2次, 6次使用“服务”及其同根词(“service”和“serve”), 3次使用“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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