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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西方现代语言学的研究中,对于考察文本以及文本外的诸多非语言因素,可以更好地描写文本中通过构造新词而出现的语言的创造性,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在构词学的研究中,这也是一个新的领域。文章试图结合实例,对文本、环境等等因素对构词的影响做一点模式上的探讨,并对这些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作出必要的分析和阐释。

关键词: 语言学;　构词;　文本;　语境

语言教学中,课外阅读是不可忽视的一项重要内容。除了教师的指导外,学生亦会挑选一些自己喜爱的作品或文章。在阅读这类“文本”时,常常会碰到一些看上去似乎简单,但在工具书中却往往找不到的“新”词汇,特别是在通俗文学以及科幻作品中经常如此。本文拟把这一现象局限在“构词”的范围内,以欧美现代语言学及语言哲学研究提供的成果为基础,对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新”词的形式、意义以及解读方式提供几点初步的分析。由于对这类问题的研究在国内国外尚未受到特别的关注,作者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序　言
大约从20世纪70年代起,语言学研究发生了一个变化。这个变化习惯上称为“交流—实用—变化”,有人更称其为“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1]具体到对一个文本的解释,其意思便是:文本(text)当然是由语词组成的,但文本的产生与目的却是着眼于语言以外的因素与环境的(context);文本本身是一个“活生生的交流事件”,因为只有在文本被读者阅读与接受时,才开始发挥自己的作用。因此,为了分析一个文本,最少必须顾及下面几个层次:构成句子的词、文本的整体结构、文本的形成背景及实用环境等等。前两点基本上属于传统意义上的语言学层面,后一点则包括了作者的意图、所设想的读者对象、文本所含有的信息量、产生的环境、可能被接受的情况以及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联等等。[2]很明显,这里亦有兴起于20世纪初的“诠释学”(hermeneutics)①的影响。
具体到“构词”这一现象,可根据上面的理论将其分为两大类:一是以文本为中心,其构成的词的意义可以从上下文的关系中得到解释。这是传统的观点,亦称为“静态法”,因为文本中的词语关系是不变的,这一方面的研究比较多。二是以“文本外”为中心,意思是作者在构成一个“新”词或词组时顾及文本外的因素,读者在接受与理解这些词时亦必须了解这些因素,否则就会出现无法“理解”的现象。这里强调的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构词的过程因而是“动态性的”(dynamic)。[3]很明显,第二种情况带有一定的任意性,因而亦存在一个能否为读者对象所接受的问题。
日常阅读中出现的困难,常常与第二种情况有关。为了清楚二者之间的区别,先简单观察一下传统意义上的以文本为中心的构词现象,不过我们关心的不是某个词的变化,而是这个变化所体现的文本之中句子与句子之间的联系。

一、以文本为中心
文本是由句子组成的,句子与句子之间的联系组成文本的内在联系。从字面上讲,这种呼应与联系(cohesion)可表现在词上。通过观察词与词之间的前后联系即上下文关系,便可解释一个词的具体意思。举一个例子:“bloody”是一个大家熟悉的词。《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4]的解释是:“covered with blood”(流血的,血污的),表现在文本中,可以是下面一个句子:
The knife was covered with blood. He took the bloody knife and wiped it carefully。[5]这当然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bloody”的含义既可从一般辞典中查到,亦可从上下文的关系中看出,而且无需费多大力气。只是从文本的角度来看,这里体现的不仅是个词态与词意变化的问题,而是前后两句之间的关联与“呼应”。这个呼应决定了“bloody”这个词的意思在这里是“带有血迹的”,是前面一个句子的缩写,而不是辞典中列举出的其他几个意思,亦不简单是通过给名词“blood”加上后缀“y”而构成的。
呼应的范围当然可以更大一些,甚至可以扩大到整个文本。与上面提到的词与词之间的cohesion不同,整个文本之中出现的关联一般被称为源自于动词“cohere”(前后连贯)的“coherence”或“coherency”。这样,为了显示此种远距离连贯,作者会“造”出一些在辞典及其他工具书中无法找到的“新”词;即便工具书中有,也常常不是文本中的所指,因为通过文本中句子之间的呼应,词的意义即所指会变得狭窄专一,成为特指。我们可以观察一个“缩短”了的上下文联系:
“... a madman with a red beard ...”
“... the red-bearded man ...”
“... the Redbeard ...”
在这个例子中,“... the Redbeard ...”是个特指的人。其词意当然不是“红胡子”,而是前面那个长着“红胡子”的“madman”(疯子)。对于这个特指的意思,没有其他途径,只能通过上下文的联系来确定。在汉语中,这亦是一种常用的修辞手段,被称为“借代”(或“对代”,在汉语中当然不存在词的形态变化这个问题),表示用事物(即人)的特征、标志或局部代替整个事物(pars pro toto)。很明显,除了通过词态变化(morphology)而达到的语言的精炼外,这里还有一个词的意义变化(semantics)的问题,而这一特定的意义只能从文本的上下文关系中才能得出。在文本外的工具书中一般不会查到这类词的特定意义。
这里还牵扯到翻译实践中的一个问题。翻译中碰到自己不认识或不熟悉的词汇时,我们会习惯地去翻辞典。辞典中给出的译文却经常不是所需要的,因为我们熟悉所要翻译的文本的上下文联系,而辞典中给出的却是一般的即孤立的意思,这时候我们便会有“词不达意”的感觉。在这种情况下,辞典提供给的常常是个“灵感”。这种“灵感”会帮助我们再根据文本中的上下文联系“创造”出一个更适合文本的“新”词。翻译不是辞典中给出的具体词汇的堆积,而是一种创造,其中的一个原因就在这里。

二、构词与现实语境
上面谈到的是文本中词与词以及句子与句子构成的相互联系,这些联系决定着词的构成,决定着一个普通的词在一个特定文本中的特定意思;另一方面,词的形态变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特定意思又自身表现着这一联系。把观察的角度再放开一点,看看文本外一些非语言因素对构词过程的影响。
先用几句话简单介绍一些语言学特别是语言哲学方面的研究内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哲学中的认识论喜欢探讨主体与客体,即主观思维与客观存在之间的关系。其主要问题是探讨认识的主体即人为什么能有可能认识一个位于主体之外的客体。在这一方面,古典的看法是所谓的“映像”理论。其出发点是:认识主体的大脑起初如同白板一块,外界反射,用习惯的话讲,便是存在决定意识。20世纪的语言哲学研究却表明了,这种传统的说法有点过于笼统,亦没有达到预期的理想结果,原因是除了依赖语言的传递以外,既没有任何别的途径把握思维,也无法更直接地把握存在。这样,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实际上变成了思维与语言的关系。
对于正在进行的研究,我们提出两点:语言对现实有限制作用;另一方面,现实又决定与影响着语言的变化以及词汇的产生。
第一点意思是,在一定程度上,语言决定着被称之为现实的“存在”,因为只能通过语言把握自己的研究对象,表达自己的感情,以语言的形式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在这个过程中,语言如同一张捕鱼用的网。现实是个无限的复杂体,通过语言可以将现实中的某些成分或部分剔除出来加以讨论,如同捕鱼过程中鱼网起到的筛选作用那样。在这个意思上,便可以说,有了什么样的语言概念,便有了什么样的现实。美国语言学家本加明•勒•沃夫(Benjamin Lee Whorf, 1897—1941)曾在其著作中列举了许多非常形象的例子,指出了语言、语言中的词汇、语言中的概念以及语言结构即语法对我们的思维方式的限制。[6]其中的一个例子是:按他的说法,与许多西方语言不同,在美洲印地安人的语言中几乎没有名词,而是所有的事态皆与事物通过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