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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把鸦片战争中的失利都归到“汉奸”的身上“：该夷火器而外，本无所能；一切主谋，皆汉奸从中布置”。这就从政治上提高了“汉奸”的地位，因此，清政府坚持认为“查办夷务，尤以缉拿汉奸为要”。在这种社会语境之下，清末社会和民众把会夷语、跟随外国人的中国人指责为“汉奸”。“凡土人晓习夷语，夷人买卖从中为之说合者……实系汉奸”的思想使上海没有学习英语的风气，而急需英语口译人员的外商只能借助于下层“通事”“舌人”来完成华洋之间的交流，而这些文化水准低下的“舌人”使用的是一种 Pidgin 英语。季羡林在《汉语与外语》中说“：英文称之为 Pidgin 英语的语言，是旧日通商口岸使用的语言。出于需要，非说英语不行，然而那里的中国人文化程度极低，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去认真学习英语，只好英汉杂烩，勉强能交流思想而已。”上海的“洋泾浜英语”就是在这种双方迫切需要交流、中国下层人士对英语的努力模仿和外国人对英语语法语音的宽容与配合之下，逐渐诞生出的一种虽很不规范，但又能为双方提供最低级的语言沟通的“混合语言”，它在语言学中被称为 1ingua franca。简单的贸易过程与参观浏览可以在这种“混合语言”中勉强完成，在这个“混合语言”的使用过程里，双方都把对语言的交流压缩到最低限度，1841 年 9 月的《中国丛报》第十卷第九期上有一篇英军写的文章说明了这种“混合语言”的使用情况“：很多印地语和英语的词汇被缩短得这么厉害，以至于连阿德隆这样的语言学家都会莫名其妙。但是这些词却被使用它们的人们所很好地领悟。”这种混合型英语在国际上有个通用的叫法，叫做“pidgin”，在中国译为“别琴英语”，有着“贸易”“事端”的含义，中国“别琴英语”的诞生地在广州，清末的上海，这种“别琴英语”被称为“洋泾浜英语”。洋泾浜，原为上海县城北面的一个不知名的地方，位于现在的上海延安东路一带，1849 年洋泾浜成为英法租界之间的分界线，“洋泾浜”这个地名才时时出现在清政府官方的文件里。随着上海对外作为通商口岸地位的提高，西方商人、外交官和传教士都来到上海居住，这一带成为“西人通商总汇”和真正的“十里洋场”。上海洋泾浜一带有一群被称为“露天通事”的“舌人”，凭借早年所学得的一点外语和涉外阅历以通译华洋两种语言为业，成为清末下层社会里特有的“舌人”。他们在洋泾浜两侧的华洋相处的环境里，与洋人接洽生意，买卖货物，以进行语言传译工作为生。随西方人士一起来到上海的还有原来广州的许多露天通事与洋行买办们，他们将在广州通用的“别琴英语”带到了上海，并对当时活跃在上海的“露天通事”的语言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用广州话注音的“混合英语”显然不符合上海人的语言发音习惯，于是活跃在上海洋泾浜一带的“露天通事”用沪语的发音、附加各种手势动作，在时间的磨砺和洋人的配合之下，形成了另一种混合英语。为与广州“混合英语”相区别，人们称这种诞生于上海“pidgin”英语为“洋泾浜英语”。语言学家周毅认为：从学术年代上讲，广东英语和上海“洋泾浜英语”之间的划分年代是 19 世纪 60 至 70 年代。这是以宁波人冯泽夫编著的以宁波话注音的《英语注释》（1860）和上海人曹骏编著的以上海话注音的《英字入门》（1874）为界限的。在这段时间里，上海的“洋泾浜英语”在上海对外贸易的大环境里应运而生，迅速成为中西方交流中的重要语言工具而渗透到近代上海的各个阶层。同时“洋泾浜英语”开始与广东英语脱轨，于是清代中西方语言交流中出现了两者“混合英语”并存的状态。由于近代上海在中外贸易中所占的重要位置，使上海“洋泾浜英语”逐渐走出上海，成为近代中国一切非正式语言的代名词。正如 1903 年 6 月 20 日，美国驻华公使萨拉·康格夫人的一封信中所写的那样“：‘洋泾浜英语’是中国的一种外贸语言……中国各省方言不通时，来自各地的人就用‘洋泾浜英语’交流。”

二、学习“洋泾浜语言”的途径

1.从习于洋主人。卫三畏是近代中美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是最早来华的美国传教士之一，也是美国早期汉学研究的先驱者，是美国第一位汉学教授。卫三畏在华 40 年，编过报纸（《中国丛报》），当过美国驻华公使代办，被称为美国“汉学之父”，其名著《中国总论》是从文化的角度对中国进行综合研究，是美国汉学研究的开端和里程碑。卫三畏曾在给自己国的一封信提到“：在外国人家里干活的中国人都想学习英语。”因为掌握了英语，就可以到更大的洋人商行里去充当买办，或者直接和洋人做买卖，因此一些中国人都想通过与英语人士的接触，尽快地学习英语，使自己成为一个掌握“夷语”的人才。2.在洋人出没的环境里进行实践式学习。清末的广州和上海，有一种叫做“咸水妹”的在水上专门接外国客的妓女。薛理勇《上海闲话》有“咸水妹”条，说广东的蜑户是最早和最多接触外国人的，而外国人称蜑户之女为“handsome maid”意译为“美人”，音译则为“咸斯非妹”，转译之就是“咸水妹”。这正如外国人最初把上海妓女叫做“sing song girl”即“新桑歌”、把妓院叫做“girl house”即“葛二好司”一样。这种“咸水妹”混迹于外国水手出没的港口，用模仿而来的生硬英语招揽洋人，也是推动“洋泾浜英语”形成的一种力量。而“咸水妹”就是在华洋混杂的环境里，逐渐学会了“洋泾浜英语”。如《清稗类钞》有一则“咸水妹”的故事曰“：上海有个女子叫王小娥，读过一些书，会说‘洋泾浜英语’。‘洋泾浜英语’者，不规范之英语也。小娥长成后，没有嫁人，反而下海做了娼妓。她本是广东人，深知做‘咸水妹’可以从洋人那里多赚银钱，便在鸭绿路做起咸水妹生涯来。”对于想掌握英语的中国人来说，到外国人经常活动的场所去，采用耳濡目染的方法去学习英语是一种立竿见影的好办法。因为没有正规的场合可以去学习英语，而掌握英语后又可以获取更大的利益，所以一些想学习英语的人便经常来到洋人出没的场合，利用一切可能学习洋人的片言只语，并通过肢体语言和刚刚学会的几个单词与洋人交流。于是街上的店铺以及其他外国人经常光顾的地方，就成了中国人学习、实践英语的地方，而且这种学习方法非常有效。3.借助于工具书学习“洋泾浜英语”。清末时已有一些语言工作者开始关注“洋泾浜英语”现象，并抓住这个商机，编辑出版了一些助人学习“洋泾浜英语”的工具书，如澳门的《红毛蕃书》、佛山的《红毛买卖通用鬼话》、宁波人冯泽夫编著的以宁波话注音的《英语注释》（1860）和上海人曹骏编著的以上海话注音的《英字入门》（1874）等，这些工具书都是以方言注释、用方言的发音给英语注音，所以对于学习者来说，使用起来很是方便，就成了一些急于掌握“洋泾浜英语”的中国人的学习途径。但不论哪种学习方式，都表现出上海“洋泾浜英语”求快、求简捷的学习特色。为此，有人将“洋泾浜英语”编成了口诀，让人尽快地记住英语单词：如“来是康姆去是谷”“、是叫也司勿叫拿”“、靴叫蒲脱鞋叫靴”、“雪堂雪堂请侬坐”等，就是流行在上海的“洋泾浜英语”歌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