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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1939 年，徐迟在《顶点》第一期上发表了著名的放逐抒情宣言，宣言中他以新的时代精神为依托力陈放逐抒情之举的急切与紧迫，表达了自己誓与时代精神共进退的决心。次年，在周遭好友的感染和影响下，徐迟在舍弃现代派信仰的同时接受了崭新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以上对现代派的背离体现在徐迟的创作中亦是鲜明的，创作前期个人隐秘情感的宣泄主题迅速为更宏大的家国主题代替，诗歌中对战争场景的描摹成为后期不容忽视的重要主题之一。在表现方式上，现代派时期对奇特结构和繁复意象的执着以及对朦胧诗美的追求，在人民本位观念的影响下退化为创作须通俗易懂，须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单一要求。在过渡时代里，共产主义信仰将徐迟幼年时代即萌生的英雄情结点燃，这由现代派向大众诗派的流转不仅是徐迟个人的选择，更是一个时代喧嚣与骚动的缩影。

第一章  徐迟四十年代创作转变的具体呈现

第一节  “江南小镇”、“上海摩登”的出走背离——主题内容的扩大化

40 年代转变之前，徐迟创作的内容主题多为“江南小镇”、“上海摩登”两个代表性场域的个体性情感抒发。少年人初爱体验下灵动的幻想、炙热的痴迷、初爱的忧伤与甜蜜，梦幻与失落建构起徐迟作品中的所有心绪，呈现出指向抒情本体自己的“少年忧思”特质。例如，《小月亮》、《寄》等作品皆是以与援马团北上时期，与沈淑贤的交往为情绪触发点进行创作的，尤其是处女作《开演之前》则直接以自己与沈的来往书信为蓝本创作的；而转变之路开启后的四十年代，徐迟的创作呈现出与前期截然不同的扩大化了的主题：先前狭小的咖啡馆、电影院、马场、公园、水乡溪流、小巷、田野被山脉、战场、工厂等扩大化了的意象所代替，个体内指性的情感宣泄，迅速被为集体、家国的呼唤、呐喊所替代，从指向自我的低吟变成了指向群众的高声呼喊。不论是抒情的场域还是表现主题，徐迟显然已经走出了江南小镇、摩登上海的狭小圈子，进入了扩大化了的主题表现中。这些由小到大的主题呈现主要是通过地域、意象、情感表现三个维度的更迭来全方位展现的。

一、地域的扩张：从长江一隅到广袤大地

严家炎认为：“地域对文学的影响，实际上通过区域文化这个中间环节而起作用。即使自然条件，后来也是越发与本区域的人文因素紧密联结，透过区域文化的中间环节才影响和制约着文学的”①。30 年代末，徐迟以“放逐抒情”的宣言为界，
在文学创作中的地域选择方面呈现了巨大的变革。先前狭小的江南小镇、上海都会场景描摹在转向之后陡然消失，作品中的表现主题继而转为对更广袤的场景的歌颂，这种地域的扩张所带来的文学流变，很大程度上是借助地域之上的区域文化的渗透生成的。伴随着作品中地域的扩张，在这种具备“有时隐蔽、有时显著而总体上却非常深刻的影响”②的区域文化主导下，作品中的环境和主人公形象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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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最强音”的高呼呐喊——语言形式的通俗化

在出走“江南小镇”、“上海摩登”的场域，个体性指向的自我抒情转向集体性的奔走呐喊主题过后，必然带来形式上的巨大变革。正如俄国形式主义所推崇的观点那样——“形式与内容(‘怎么’与‘什么’)的约定对立，在科学研究中总是融合于审美对象。在艺术中任何一种新内容都不可避免地表现为新形式，因为，在艺术中不存在没有得到形式体现即没有给合已找到表达方式的内容。”①主题内容由精致走向广袤，诗歌的受众亦不断更迭与扩大，语言形式的通俗化倾向继而成为徐迟诗歌流转的主要方向。四十年代转变之前，像《二十岁人》、《明丽之歌》中的诗作多是晦涩难懂的，现代派的使命之下，诗人一味追求形式的自由、内涵的开放，不专注建构和谐的意境，却在无意的意象堆积后呈现出强烈的抒情性、高度的概括性、鲜明的形象性等特点。而转变之后，由于文学接受对象的变更，现代派的封闭的、晦涩的语言形式迅速被通俗化的尝试所替代，因而在转变之后的创作中出现了明确的意指性，创作者内在的情感体验不再通过无意识的意象堆叠展现出来，而是通过明确直接的呐喊表现出来。

一、通俗化传统与“通俗”的势在必行之态

夹杂在主题与受众之间，承接着使主题流向受众的重要引流任务，语言形式的通俗化力量不容小觑。出于对这份力量的敬畏与渴望，文学史上的通俗化传统由来已久。早在晚清时期，语言形式通俗化的倡导已蠢蠢欲动，以梁启超、黄遵宪为代表的维新派文人，以开启民智、启蒙思想的目标为己任，呼吁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进行创作，在播撒维新变法的政治思想之同时，亦为日后文学通俗化的兴盛提供了可能。五四时期，革命先驱以彻底的反叛精神将统治中国文坛数千年的文言文形式推下历史舞台，白话文在五四先贤不知疲倦的呼号与斗争中取得最终的胜利，这不仅是五四文学革命宝贵的遗产，更是通俗化运动进程中里程碑式的迈进。此后，文学创作中“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②的“八事”思想逐步深入人心，文学创作也逐步为更广泛的大众理解、接受，在引介主题内容走向受众的路途上，愈加顺畅。30 年代之交，随着斗争与革命的深入，文学由鲁迅所谓的“苦鸣不平”转为“怒吼”状态，文学“工具论”的论调甚嚣尘上，宣传革命思想辅佐革命运动的政治企图，亦不断督促着文学发挥主体与大众之间的中介作用，使其在通俗化的路途中前行，以期呼唤更广泛的群体加入革命的队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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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徐迟四十年代创作转变的诱导机制

第一节“炸死了抒情”的年代——时代的诱惑

英国史学家汤因比在其历史学专著《历史研究》一书中，曾表示文化是通过对环境的“挑战”考验进行“应战”而产生的，在时代的“挑战”之下，文学领域的激变、波澜正是对此种挑战的一种应战模式。四十年代前后，中国的时局正陷入一种急切的动荡之中，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五四以来的启蒙话语，“救亡”主题以压倒性的优势取得胜利，因而，部分作家迎来其创作道路上的转变节点，与个体化的抒情之路彻底告别，走向为集体、国家发声的道路，而徐迟正是时代诱惑下转变浪潮中匆忙应变的一份子。

一、过渡时代——四十年代

1939 年，在过渡的大时代来临之际，敏感的诗人便嗅到时代主题更迭的气息，他说这个时代炸死了许多人，又炸死了许多抒情。因而放逐抒情势在必行。毋庸置疑，徐迟所描述的“炸死抒情的年代”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十分重要的存在，战争的入侵打破了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羸弱的启蒙话语。在反抗异族侵略的战争号角下，四十年代的“精神已经跟他旧日的生活与观念世界决裂，正使旧日的一切葬入于过去而着手进行他的自我改造……成长着的精神也是慢慢地静悄悄地向着它的新的形态发展，一块一块地拆除了它旧有的世界结构”①。最终，旧日的格局被打乱，底层之上资源分配上的优越感在广泛的、近在咫尺的“死亡面前人人平等”的处境面前黯然失声。无论出生贵贱、财富多少或是知识有无，出于生存的迫切，流亡成为这一时代人共有的重要标签。在如此黯淡的战争、流亡背景下，“无国”、“无家”的恐惧抢占了每个国人的心头，因而在现世生活与内在精神的“生存”主题上都出现了不同程度上的慌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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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近朱者赤”——马克思主义阵营的胜利

徐迟的由现代派迈向马克思主义文学的转向，主要是由两个重要节点的参与生成的，这些转变的关键时刻都体现着马克思阵营的胜利。首先，是转变之路的开启，40 年代徐迟身在香港，身边交好的朋友大都是身怀共产主义理想的，像袁水拍、郁风、乔木，在这些人的影响之下，徐迟终于开始动摇，以“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