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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J.L.B.,1872－1949 & Hammond，B.）和陶内(Tawney,R.H.,1880-1962)等，工商业史有坎宁安（Cunningham,W.,1849-1919）、阿什利（Ashley,W.J.,1860-1927）、克拉潘( Clapham,J.H.,1873-1946)、昂温(Unwin,G.,1870-1925)等。1870年代至1900年代，大多数英国大学在经济系设立了经济史,剑桥、牛津、伦敦经济研究所(简称LSE,后并入伦敦大学)、曼彻斯特和爱丁堡等大学成为先锋和重镇，上述经济史家的名字对历史系的学生来说如同屈威廉(Trevelyan,G.M.,1876-1962)一样耳熟能详。[6] 20世纪经济社会史的联姻是学术研究的需要。经济史学家认识到，经济史是必须的，但不能是孤立的，也不是研究工作的最终目的。剑桥大学经济史教授克拉潘论述说，“在所有形形色色的历史中，经济史是最基本的，但不是最重要的历史，因基础的存在是为了实现更美好的事务。一个人怎样和他的家庭、部落或国人相处，他所唱的歌曲，他面对夕阳时的思想感情，他的祈祷，所有这一切都比他所使用的工具的性质，他和邻居交换物品的伎俩，他获得土地和耕耘的方式方法，他的发明及其效果，他的金钱------他的储蓄以及他对储蓄的处理等更为重要。[7] ”经济史的目的在于说明社会存在的经济基础，它必须关注各个时期特定的社会状况。同时，经济生活的实际过程又不能孤立存在，总是渗透和交叉于人类其他活动之中，在一定时期中交互作用，互为因果。因此，无视人类其他实践活动，经济史绝不会自行地揭示历史真相。对此，美国著名欧洲中世纪经济史家汤普逊(Thompson,J.W.,1869-1942)在其代表作«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的“原序”中指出：“我力图通过此书的记载揭示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及其运动之间的密切联系。因为在历史上，上述现象无一不是相互依存而独立存在的。”他断定“归根结蒂，全部历史就是思想史，然而思想时常是经济和社会条件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而人的行为是深刻地受到这些条件的影响的。[8] ” 经济社会史不仅是本体论，而且是历史观，是揭示历史奥秘的重要手段。汤普逊在«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前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本书是一部从经济社会史观角度编写的中世纪史。”“由于经济社会史观的发展------很多过去的历史曾被估价过低甚至估价错误。”例如只关注宗教与政治，“但是在中世纪欧洲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所关心的，是求得生活资料，而他们的统治者所注意的，是从农业和工商业所生产的资财方面争取赋税。当时，教会也享有很大的物质利益，远不是一个单纯的精神机构。”而这些内容却被以往的历史家视而不见。因此他提出“本书的宗旨，就在于叙述中世纪这些经济社会的利益和活动的历史。[9] ”稍晚，英国经济史家，曾在60年代末担任英国经济史学会主席的考特教授（Court，W.H.B.,1904-1971）对经济史的界定也表明上述观点：经济问题是经济史研究的主题，它是人类分配有限资源的历史。但人是社会性的，他们依据其社会本身的价值和习惯做出自己的选择，社会制度制约着他们如何选择，因而这种抉择的出发点不仅是经济的，也是社会的、文化的甚至宗教的。[10] 可见没有纯粹的经济活动，它们是与社会和其他要素相互关联、相互作用而存在的。奇波拉(Cipolla,C.M.,1922-2000)也指出：“经济史本身就是一种划分，而且是最为任意的划分。其所以这样划分是为了分析和教学上的方便。但生活中并没有这种界限，有的只是历史。[11] ” 著名中世纪欧洲经济史家庞兹对经济史研究对象的看法同样颇具启发意义。他认为，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不是彼此封闭的六角形，而是在内容与方法上相互联系与渗透的，作为研究人类过去社会全部生活的历史学尤其如此。因此，以历史学家的眼光看待经济史，许多社会和文化因素不仅可以而且应该或必须进入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因为没有纯粹的经济活动，人类行为的因果联系链条无限延伸，看不到尽头[12] 。因此，经济社会史确实是学术研究发展的必然结果，它表明史学家对历史的认知从广义的政治史到经济史后的又一次根本变化，因为只有社会史才是与国家或王朝相对存在的普通人的历史，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只有与社会史相结合，才能扭转以往的“从上看”的“朝廷史观”或“贵族史观”，尝试“从下看”的关注大多数人的社会的历史。如果说从政治史到经济史是一种飞跃，经历了两千余年；那么从经济史到经济社会史同样是一种飞跃，但只用了不到100年的时间。不仅经济史家，社会史学家也赞成经济社会史的联姻。英国著名史学家屈威廉主张，“社会史不能界定为排除政治的人民史，从任何人民史尤其是英国人民史中排除政治也许是困难的。但由于许多的历史著作由政治年鉴组成，毫不涉及社会环境，所以那种截然相反的办法有着调整与平衡的功效。在我生活的时代，蒸蒸日上的第三种历史即经济史已经存在。它大有助于社会史的研究。因为社会生活成长于经济条件，同样政治事件来源于社会条件。没有社会史，经济史是没有结果的，政治史是难以理解的。”那么，如何界定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呢？屈威廉认为，“社会史不仅仅在经济史和政治史之间提供了必要的联系，它也有其自身的明确价值和特定对象。其范畴可以被界定为以往某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包括人类及其不同阶级间的经济关系，家庭和家族生活的特点，劳动和闲暇状况，人类对自然的态度，由这些一般生活条件所产生的每个时代的文化，以及在宗教、文学、音乐、建筑、知识和思想领域的变化形式。[13] ” 战后特别是60-70年代以来，西方的社会史在“新史学”的影响下变化较快。霍普斯鲍姆认为给社会史下定义是困难的，因为其研究对象不能像经济史或其他历史分支学科那样被清晰地划定范围。但至70年代“社会的”一词至少有三种含义。一是穷人、底层或社会运动，二是关于风俗、习惯和日常生活等人类活动，三是最普遍的用法，即社会与经济的，“社会的”与经济史结合起来使用。因为“关于人类社会演进的任何历史探索，其分析的基础一定是社会生产过程”，经济发展可以说明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可以解释阶级和社会集团的关系。[14] 美国“新社会史”也强调将社会与文化、经济和政治因素结合起来，并运用社会科学的相关概念与方法。其中特别强调物质生产和政治权力运作等因素,可见拓宽研究内容与方法是战后西方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除了学术原因外，现代化也是推动英国经济社会史崛起的重要原因。二战以后，西方现代化过程迅速推进，人们对现代化内涵的理解也从单一的经济增长（如工业化），变为赋予更多的人文因素（如识字率、预期寿命、环境等）的“社会发展”或“社会变迁”的综合评价体系。受此影响，经济史和社会史再像过去一样在自己的领域内进行研究困难重重，不能解释相互渗透与作用的经济社会现象。因此，现代化不仅使经济史和社会史的研究主题更具有现实性，与普通人的关系更加密切；其大综合的特点也使本已经在内容上有所交叉的两个学科整合出新的分支学科。英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在其所编纂的《经济社会史研究》“经济社会史：现代化中的某些课题”一节中，已经注意到现代化对1950-1960年代经济社会史课题选择带来的巨大[来源:论文天下影响。[15] 三英国经济社会史的先声英国经济社会史是西方新史学运动的组成部分或重要分支，它的诞生既有与欧美新史学相似的原因，也有自身的学术源头。因此，英国经济社会史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与特色，明显不同于比利时、德国、法国和美国学者撰写的经济社会史。英国史学的近代化落后于德国和法国，工业革命策源地的史学革命姗姗来迟。所谓史学革命即席卷欧洲的批判史学运动。19世纪英国史学存在不同抉择。文学派史学家马考莱(Macaulay,T.B.,1800-1858)、卡莱尔（Carlyle,T.,1795-1881）和弗劳德(Froude,J.A.,1818-1894)等人基本上延续了以往史学的发展道路，强调史学赏心悦目和道德教育的美学与实用价值，牺牲了真实客观的撰史标准。巴克尔(Buckle,H.T.,1821-1861)等实证主义史学家将史学等同于自然科学，对历史的看法充斥着机械主义、自然主义和宿命论，抽调了历史中个性和能动的特征。英国科学或批判史学是从制度史和经济史起步的,尽管英国的史学革命比德国推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