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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标题】New Approach:Reassessing the Family Relationship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内容提要】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家庭史研究的重心经历了从家庭结构到家庭关系的转变，并一度形成了近代早期家庭亲属关系的“松散”说和“淡漠”说。晚近有关英国近代早期家庭关系研究的新成果对此做出了重要修正，重新肯定家庭亲情关爱和亲属支持网在近代社会转型中的地位和作用。文章从互惠理论与亲子关系、社会资本与亲属关系两方面进行了述评，强调这种新取向对于深化英国早期现代化特征认识的意义。 【英文摘要】Since the second part of the 20th century,there has been a shift in the res earch field of western family history,concerning from the family structure t o the family relationship.Once in this trend,family relationship in early mo dern England was featured by historians in terms of“loose”and“shallowness ”.Recent research suggests that,this view is no longer sustainable,and that the emotional relation and kinship is of great importance in the transit ion to modern society.This article,by studying reciprocity theory and parent -child nexus as well as social capital and kinship,emphasizes the significan ce of this new approach for a further analysis to the early modernization in English society. 【关 键 词】英国/近代早期/家庭关系/family relationship/early modern/England 【 正 文】 　　家庭史作为西方社会史的一个分支，近年来取得了一系列新的重要成果。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方面，是关于家庭亲属关系的研究。本文拟就成果比较突出的近代早期英国家庭关系问题略作述评，以期对西欧近代社会转型中家庭关系的变动加深认识。 　　 一、从家庭结构到家庭关系研究 　　西方家庭史研究的重大突破，首先来自于家庭结构的重建。1964年成立的剑桥大学“人口与社会结构史研究组”，利用计算机处理教区登记簿中的数据，又结合“家庭重建法”予以分析，最终著成了《英格兰人口史，1541—1871年》(1981)这样研究人口史与家庭史的权威著作。1969年研究组筹备的家庭史国际学术会议召开，会后出版了名为《历史上的户与家》(1972)的论文集，推动了家庭史学科的发展。 　　研究家庭人口和家庭规模，是重构历史上家庭结构的前提。工业化之前英国家庭结构的类型及其与欧洲其他地区的差异，是史家们研究的主题。针对法国社会学家弗雷德里克·勒普莱(1806—1882)有关“主干式家庭”(主要为父母与已婚子女及其后代)向“核心型家庭”(父母与未婚子女)过渡是工业化产物的假说[1](第22页)，以拉斯莱特(Peter Laslett)为首的剑桥人口组进行了详实的验证，破除了近代早期的大家庭“神话”。据研究，英国16世纪家庭的平均规模为4.5人，17、18到19世纪的平均规模则维持在大约4.75人的水平，主干式扩展型家庭并不占主导地位，人口结构相对简单的核心家庭在工业化之前的几百年里早已存在。这种研究类型也被称为“人口学的家庭史”，其包含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家庭人口规模等要素，与历史人口学的关联十分紧密，是整个家庭史研究的重要基础层面。 　　自20世纪80年代起，继家庭结构研究之后，家庭关系成为西方家庭史家关注的主要领域。麦克法伦(Alan Macfarlane)指出，长期以来，人类学家一直将家庭亲属关系作为了解社会的核心问题，但是历史学家对此的反映却显得迟钝。赖特森(Keith Wrightson)更尖锐指出，史家对这方面的问题知之甚少，“几乎尚未揭开它的表层”，然而“最终将证明它比原先的家庭结构问题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2](P.39)。家庭演变与西欧社会近代转型和工业化进程的关系尤其引起史家的浓厚兴趣。古迪(Jack Goody)为此发问：“家庭与天主教会的内外改革，以及与资本主义成长和工业社会的来临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吸引了马克思、韦伯和其他无数人的知识想象力的问题——‘西方的兴起’，与‘西方独特性’是紧密相关的。……在早先的家庭、亲属关系和婚姻中，确实存在着一些被视为近代世界特征的有利于流动、积累、承认男女双方家系、爱情和个人主义的方面吗?它们是否为欧洲、西欧、西北欧甚至英国所独有?”[3](P.1)将家庭关系与社会变迁联系起来考察，构成了新家庭史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这种寓社会微观细胞(家庭)于社会宏观环境的研究取向，使家庭关系研究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 　　由于英国近代早期核心家庭地位得到确认，有关这一时期特别是16、17世纪的家庭亲属关系研究，最初强调的是它的淡漠性。麦克法伦通过对埃塞克斯郡约曼农背景的牧师拉尔夫·乔塞林(Ralph Josselin)所存日记(1641—1683年)的研究，认为近代早期英国的亲属关系十分微弱。赖特森以1500年至1700年该郡特林村(Terling)为研究对象，得出了相似的结论[4](P.332)。麦克法伦和赖特森的成果在西方家庭史学中影响颇大，一时成为史学界的主流观点。斯通(Lawrence Stone)也认为，“对于近代早期家庭的松散性，怎样强调也不会过分，无论从夫妻关系还是从父母与子女关系来说都是如此”[5](P.66)。他对这种“情感个人主义”做了动态的历史分析，认为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英国家庭处于普遍的隔膜、控制和屈从的心理氛围之中，形成“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局面。17世纪晚期和18世纪早期以后，人们开始认识到追求个人幸福是正当的，同时也应尊重他人的幸福权利，这是市场经济兴起和人口流动加速的结果。人们按市场规则处理人际关系，将经济权利从社会义务中剥离出来，形成“不与人分享的个人主义”(posse 【关 键 词】ive individualism)[5](P.172—173)。总之，从核心家庭和个人主义传统两项基本前提出发，结合宗教改革、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和市场经济发展等社会变迁的影响，西方史家一度认为近代早期的家庭亲属关系受到严重削弱。父母与子女之间、核心家庭与亲缘群体之间，其情感联系和义务关系正趋向弱化或消解，代之而起的是更加算计和利己的社会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6](web，P.1)。 　　 二、互惠与亲子关系 时至20世纪90年代，英国家庭关系史研究出现了新的发展取向，从以往强调个人主义转而重新肯定家庭亲情和亲属网络在社会转型中的积极作用。从学术背景看，一方面教区档案、日记、信件、遗嘱、葬礼布道和法庭证词等文献得到更为广泛细致的搜集考察；另一方面学科交叉的势头进一步增强，尤其是经济人类学的互惠理论和社会学的社会资本理论渗透到史学领域，为家庭史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和新路径。进入21世纪后，家庭关系研究的新成果仍不断涌现，人们只要浏览一下这方面的学术刊物，如《家庭史杂志》、《家庭史》、《社会史杂志》、《跨学科历史杂志》，就可以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新鲜学术气息。 　　首先应当提到的是互惠理论在家庭亲子关系研究的运用。在这方面已经取得突出成果的是斯坦福大学博士、以色列女史家本·阿莫斯(Ilana Krausman Ben—Amos)。新旧世纪之交，她先后发表了专著《近代早期英国的青少年和年轻人》(1994)、论文《礼物与关爱：近代早期英国的非正式支持》(2000)和《互惠界定：近代早期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