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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大发展的时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关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失业和社会灾难也相伴而来，面对“大批的求业者、最低的工资、女工和童工、过长的劳动时间、社会联系的丧失、生病、工伤、养老保障的缺少”，10 政府却无所作为。这一切使政府在人们心中的信任度大幅下降，同时也为激进主义的产生创造了土壤。相继爆发的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不但为英国带来了革命的激进主义观念，而且也显示了印刷品通过表达对政治事务的观点而发动民众的能力。美国独立战争中，托马斯•潘恩发起了“大众煽动式新闻”，他倡导印刷品应当是公众可以获得的、能够信赖的传播媒介，而绝非政府用来操纵记者和印刷商的工具，这一理念无疑成为所有十九世纪英国激进主义报业家创办报刊的目的。11 然而，此时的英国报纸主要以读者的阶级所属划分，占主流地位的仍是《泰晤士报》、《曼彻斯特导报》、《利兹信史报》等商业报纸。出于商业运作的考虑，这些报纸仅仅代表正在发展壮大中的、受过良好教育并具有较强购买能力的中产阶级的利益。12 工人阶级的利益与政治主张在这些主流报纸上得不到体现。随着工人阶级阶级意识逐渐觉醒，工人运动不断发展壮大，创办以发动政治运动，推翻现有体制为目的的激进主义报业成为历史必然。正如英国文化学研究的创始者威廉姆斯所说的那样：“十九世纪的英国蕴育了一种全新的、以新的社会阶层为基础的‘政治运动新闻业’(Campaigning political journalism 13 )14”――激进主义报业。这些报纸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资产阶级右翼激进派的影响，他们力图在政治压力下，通过创办报纸来争取个体自由。由于要逃避报刊税和政府的压制，激进主义新闻业也被从业者们称为：游击式新闻。这些报纸多以周报形式出现，既不依赖政府津贴也不依靠刊登广告来维持生存，他们从工会组织取得财政支持，以低成本投入和限制发行量为主要经营方式。15 应当说激进主义报业选择这种经营方式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激进主义报刊业主们反对主流报刊的商业运作方式，他们认为那样会妨碍民主辩论机制。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他们激进的政治观念决定了他们不可以也不可能依靠政府的津贴生存。激进主义报刊《观察家》的创办者利•亨特（Leigh Hunts）就曾指出：“以前的定期出版物，均由政客操纵，他们利用报纸发表自己的政治观念，攫取政治声誉；而现今的报纸只为盈利赚钱……”。16 对于亨特来说,创办自己的报纸就是为了与这种现状抗争。因此,早期的激进主义报业是拒绝刊登广告的,他们主要以逃避知识税以降低报纸售价和尽量减少投资来保证报刊运营。不缴知识税可以使报纸的售价仅仅相当于主流大报一半甚至更少，从而保证了低收入的工人阶层能够支付起低廉的报价，而减少投资则大大削弱了激进主义报业创办时期的经济压力。事实上，一份激进主义报业的投资的确很少，他们不使用蒸气机印刷，而是依靠手工生产，而这种手工印刷机在当时只需十英镑。相当一部分激进报业的生产是以小时计费的形式租用印刷机，以计件工资的形式付给印刷工人工钱，这样就进一步降低了成本。此外，由于激进主义报刊的新闻不以时效性取胜，注重发表政治观点，其稿件多来自于读者层的自愿供稿，这就使他们免去了雇用专职记者的投资。而每张报纸的阅读量即传阅率很高，因此只需很小的发行量，就可以带来较大的影响力。相应的，有限的发行量使投资进一步减少，使其低成本运营成为可能。例如《伦敦快讯》在1836年9月17日报道说：“整个报纸的运营，其中包括编辑，报道，评论等等，每周的投入只需6英镑。而《北极星报》，拥有其一整套的付费记者网络，在1841年时，每周的投入也只有9磅10便士。”17 这样的经济运作方式使激进主义报业一直保有竞争力，但是自1836年知识税降至1便士时，这种竞争优势就开始逐渐丧失了。经济上的独立使激进主义报业拥有了表达观点的自由。这些报纸长期以来坚定地支持激进主义运动，致力于建立更加平等的社会体系，为被排挤在“正规”渠道外的社会阶层介绍政治，提供发表言论表达观点的场所；他们致力于唤醒工人阶级进行有组织的斗争，以推翻现存资本主义体制；他们“在组织工人阶级争取更合理的社会地位的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提升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并对现存阶级关系与价值体系提出质疑”。18人们喜欢在咖啡馆、酒吧、餐馆等许多公共场合集体阅读（Public Consumption）这些报纸。这种大众化的阅读方式使发行量较小的激进主义报纸拥有了全国范围的阅读量，19 因而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作为议会体制之外的一种力量，激进主义报业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是一种很好的启蒙方式，然而，其好战激进的观念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引起了政府的强烈不安，菲利莫博士就曾诋毁说：“这些声明狼藉的出版物……点燃了工人阶级的斗争热情，唤醒了他们自私自利的本性，把他们现在的状况和他们所想要获得的状况——其本质与人性相背离的状况，与那些不可更改的上帝所确立的为维护文明社会秩序而制定的规则进行对比”。20 因此，历任政府都试图通过各种途径来压制甚至取消这些“非法出版物”。政府的限禁与知识税的废除为了压制激进主义报业，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在1797年通过提高印花税的方式来进行压制, 即所有报刊一律征收印花税、纸张税、广告税，三者合称为知识税。21 其次，为了控制舆论, 政府采用津贴制度，对那些驯服的报刊进行资金支持，以减轻其由知识税所产生的经济压力，从而排挤敌对报刊。与以上两项措施相配合，政府还出版了各种周刊，用来 “唤醒民众的民族爱国情结”，反对激进主义所倡导的“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 如《反雅各宾派》（Anti－Jacobin）和《每周检查者》（Examiner Weekly）。22 再者就是采用法律手段进行制裁，一系列关于叛逆罪、煽动叛乱罪和亵渎诽谤罪等法律条文的制定，使任何涉及批评社会基本秩序的报道都有可能触犯法律。然而，相关的审讯却成了激进主义报业进行宣传的最好方式，这样就造成了当局越来越依靠知识税来进行压制。对此艾伦伯度爵士(Lord Ellenborough) 清楚地解释了实施印花税的初衷: “印花税决不是针对那些‘值得尊重的报刊’的，其最终的目的是打击那些贫民报刊”。23他们相信这样做可以提高出版成本，使报业――这一敏感行业的创办权仅限于那些拥有私人财产并且受人尊重的资产阶级手中；他们还相信收缴知识税可以迫使报纸涨价，使读报这一活动也限制在有支付能力的中产阶级读者层中。与之同时，政府还通过津贴的方式，扶持顺从政府政策的报纸，使其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这样做的结果最终导致了依赖于低收入工人阶层的激进报纸失去读者，无法维持经营而最终破产关闭。由此可见，知识税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为了生存，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激进主义报业开始有组织、大规模的逃税，这就使提高知识税不再能够起到预期的效果。与此同时，那些缴税报纸也开始反对知识税的征收，他们声称，如果政府不能有效的打击逃税报纸的话，他们也会集体拒绝缴税。24 在种种压力下，政府开始寻求其他的应对措施。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废除知识税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废除印花税的声音来自四面八方, 不同政治背景的人有着各不相同的目的。25 我们不排除一部分人对废除印花税，争取报刊言论自由所寄予的希望，然而，那些支持废除印花税的关键人物却无一不希望通过废除知识税来改变报业现状，使新兴的大众化报业(Popular Press) 低价进入报刊市场，参与竞争，从而消弱泰晤士报的影响，排挤激进主义报业声音。26 事实上，国会关于是否废除印花税的争论也始终围绕着有效打击激进主义报业这一目标来展开。保守派认为应该进一步提高印花税，加强法律制裁，打击逃税报纸。改革派则认为那些包含邪恶内容，售价只有其竞争对手一半甚或更低的激进主义报业正是得益于逃避知识税才得以生存，废除知识税会使那些遵纪守法的报业主们降低报纸售价，有效参与竞争，同时也会支持一批资金拥有者投资报业，从而扩大报业市场，为英国人民提供“廉价有益的”知识。自由市场应该为负责任的廉价报刊的生长创造有利的环境，使他们能够吸引到更多的广告，而使不依赖广告的报业迅速消亡。27 正是在这种情境下，我们看到了开篇提到的布尔法-里顿爵士的主张，即“应当废除知识税，印刷者和出版物能够比监狱和刽子手更好地为一个自由国家的和平与荣誉服务。廉价的知识比经费巨大的惩罚制度是更好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