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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理查德森列出了大量的史料，但却缺乏恰当的分析。兰缪尔说，理查德森毫无情感地处理这些史料的方法使得他不能将中世纪英国犹太史活生生地展现在人们面前，同时他对长久以来犹太史学家探讨的诸如中世纪反犹主义的起源及其演变的问题只字未提，而兰缪尔则在这个方面做出了显著的贡献。　　迄今为止，虽然兰缪尔撰写了一系列重要文章，试图通过对中世纪法国北部和中世纪英国的犹太史上的具体事件进行详细分析来使历史上的反犹主义一体化，但兰缪尔在1962年倡导的中世纪英国犹太史的完整化并没有实现。自罗斯和理查德森以来，唯一将中世纪英国犹太史从整体的角度进行考查的就是保罗·海姆斯的一篇文章，“中世纪英国的犹太少数民族，1066-1290年”。该文章应用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从社会学和心理学角度来剖析中世纪英国犹太移民群体，但限于篇幅，很多问题没有展开详细的讨论。除了海姆斯以外，自罗斯以来唯一将整个中世纪英国犹太史纳入研究范畴的历史学家是巴里·多布森。他分别于1974年和1979年发表的关于中世纪约克犹太人的研究成果是目前为止最好的地区犹太史著作。通过对城市档案和王室档案的广泛利用，多布森彻底地重写了约克犹太社区的历史，并为进一步了解约克郡的社会背景和当地的反犹主义的演变提供了一个新视角。虽然关于中世纪的约克犹太人方面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是多布森提出的主要观点应该是动摇不了的，如约克犹太社区是一个新建不久的社区，到1190年的大屠杀发生时与林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3世纪上半期约克犹太社区的繁荣与同时期约克郡经济的总体拓展紧密相关；到1290年被驱逐前的几十年里，约克犹太社区处于一种严重衰退的状态中，等等。多布森的研究为英国地方犹太社区的研究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事实上，地区史一直以来是英国历史学术研究中的强项，在中世纪英国犹太史方面也不例外。前面提及的约瑟夫·雅各布斯早在19世纪末就对伦敦犹太社区进行了开拓性研究。紧接着出现了H·P·斯托克斯研究剑桥犹太人的文章，迈克尔·埃德勒对坎特伯雷和布里斯托尔犹太人的研究成果则分别在1915和1931年发表。不过，后者的这两篇文章需要重写了，因为最近的考古发现推翻了其中的一些论点。这些研究成果都很重要，只不过在1939年后出现的犹太地区史研究更为深入，在利用相关史料上也更广泛。1951年出版的塞西尔·罗斯的《中世纪牛津的犹太人》前面已经提到。1967年，V·D·里普曼的重要著作《中世纪诺威奇的犹太人》虽以罗斯的著作为模本，却也达到了一定的高水准。本书利用了从威斯敏斯特修道院档案中精选出来的犹太金融档案以及一位中世纪诺威奇犹太人的希伯来文诗歌文本。这是它的创新之处。1971年，帕特里夏·阿林对南安普顿犹太人也进行了研究，但斯泰西认为她的研究不太成功，有些观点经不起推敲。　　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不少研究集中在中世纪英国犹太社区的社会、法律和金融状况方面，特别是13世纪，从宗教方面展开探讨的文章反而极少。1968年，里普曼发表了一篇影响极大的文章，“对中世纪英国犹太人的解剖”，分析了不同英国犹太社区间的财富分布。到80年代中期，斯泰西对此也进行了探讨。自理查德森之后，对犹太借贷机制的研究进展缓慢，但是有关王室法庭上的犹太借据买卖活动的研究倒是出了些好文章。P·R·科斯认为这种买卖是导致13世纪中叶骑士阶层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斯泰西则称这种交易不仅导致了1258年的贵族叛乱，而且标志着从1240年到1260年基督徒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只有F·D·洛根的文章“30个伦敦犹太改宗者：13世纪80年代的改宗问题”提出了一些关于犹太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冲突的重要问题。　　总之，自二战结束之后至80年代末，中世纪英国犹太史研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不断深化和细化。不过，对1275年到1290年这一时期的研究较少，可能是因为该时期的犹太请愿案卷等原始资料还没有整理出版的缘故。　　　　三　　1990年，英国举行1190年犹太大屠杀800周年和1290年爱德华一世驱犹700周年的纪念活动。这些纪念活动以及英国犹太财政署档案的重新出版再次掀起中世纪英国犹太史研究的高潮。英国、美国、德国、以色列等国的学者中都出现了以中世纪英国犹太史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的人。他们不仅对一些传统课题如犹太地区史、犹太金融借贷机制、犹太人改宗问题等进一步深化和扩大，而且受当代社会科学的新发展的影响而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课题，如中世纪英国犹太妇女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在史料出版方面的贡献比不上前面提到的“英雄时代”，但毕竟中断多年的原始史料出版工作得以恢复，这对中世纪英国犹太史研究者来说不啻于一件值得庆贺的事。英国犹太史研究会在著名编辑保罗·布兰德的带领下继续将犹太财政署的请愿案卷编辑出版，将会为犹太史学家提供了更多翔实可靠的史料。近来，有些史学家开始利用犹太人自己留下的希伯来文史料展开对中世纪英国犹太人的研究，扩大了犹太史研究的史料来源。　　众多学者的辛勤耕耘结出了累累硕果。地方犹太史研究方面，乔·希拉比对中部地区的犹太社区进行了详细研究，罗宾·R·蒙蒂尔则将原本很少人关注的乡村地区的犹太人分布状况描述出来。由于女性主义运动和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犹太史学家开始对中世纪犹太妇女的境况产生兴趣并做了一些初步的研究。事实上，迈克尔·埃德勒在1939年出版的论文集《中世纪英国的犹太人》中就已经对中世纪英国的犹太妇女进行探讨。不过，继阿德勒之后很少有人问津。到了20世纪90年代，巴里·多布森首先将目光投向中世纪犹太妇女，探讨了英国犹太妇女的角色并指出她们是少数中的少数。这在无意间揭露了中世纪英国犹太妇女史的地位，正如莱拉·马克斯所说的一种边缘化的地位。随后对此课题进行研究的是苏珊娜·巴特利特，她就中世纪英国犹太妇女的商业行为提出了较为肯定的观点。　　这一期间，最值得一提的著作是蒙蒂尔在1998年出版的《英国犹太人的瓦解—试验与大驱逐，1262-1290年》。犹太史学家历来对1290年爱德华一世驱犹行为（后世学者将之称为大驱逐）有着浓厚的兴趣，也对驱犹的原因进行了种种分析，提出了各种说法。最先尝试对大驱逐做出解释的是乔治·H·莱奥纳德，随后B·L·亚伯拉罕撰文分析驱犹是出于政治需要的原因。1937年，彼得·埃尔曼从经济的角度对此做出解释，而几十年后肖洛姆·A·辛格在此问题上除了重复埃尔曼的老调外，没有什么新的观点。理查德森在他的《金雀花诸王时期的犹太人》里也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犹太人之所以遭驱逐是因为爱德华一世没收他们的财产来充实自己的国库，不过，从爱德华一世允许犹太人可以携带流动资产离去的事实来看，理查德森的观点便站不住脚了。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色列史学家索菲娅·梅纳克重拾旧题，从强调民族国家意识的逐渐形成以及君主中央集权较高的角度对驱犹做出了新的阐释。总的来看，不外乎经济、政治、宗教或社会等方面的原因。蒙蒂尔在自己的著作中分析了以前的种种观点，指出以往的学者未对驱犹前后的史料作详细考察，对反映犹太人经济负担情况的收入案卷和佃户税记录长期忽视，对与犹太人金融活动密切相关的基督徒借方也注意不够，再加上对驱逐过程本身欠应有的思考，所以，以往的研究显得不够全面、也不够深入。那么，从中得出的种种结论也是不大可靠，甚至可能是错误的。鉴于此种情况，蒙蒂尔在正本清源的基础上提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促成了这次大驱逐行动，即：第一，“爱德华试验”没有达到预期目的；第二，教会与国王的态度合流；第三，国际事件的示范与影响。由此，蒙蒂尔对大驱逐做出了较为成功的解读。当然，史学界对大驱逐发生的原因迄今为止还没有定论，还需要做更多研究工作。　　　　尽管中世纪英国犹太史研究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它始终游离于英国历史研究的主流之外，不被英国历史所接受。许多研究英国中世纪史的学者大都不会提及曾经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过的中世纪英国犹太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何在？科林·里奇蒙指出，这主要是“英国性”造成的。曾几何时，英国犹太人成了英国历史中的一大禁忌题材。或许，作为基督徒的主流历史研究者不愿触及这一反映基督徒残忍愚昧的英国历史上的阴暗面。大卫·S·卡茨认为英国史学家对犹太人及其历史的忽视是由于资料的长期匮乏造成的。他继续指出，英国犹太史的边缘化地位是由非犹太史学家和犹太史学家共同造成的，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以基督徒为主题的历史将犹太史排出在外；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