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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委婉语是客观存在的语言现象
委婉语是积极运用语言进行表达的一种交际方式。委婉语在语言符号的所指与能指之间造成心理上的疏离效应,力图替代、掩饰、衰减婉指语的禁忌、直接和粗鄙,它是在一定的言语共同体内,受制于特定社会文化域,为避免不便明说的意义或意图,采取婉转间接的语言手段进行交际的一种语言符号。
委婉语作为一种语言现象,在各种语言中是共存的,在英、汉两种语言中经常耳闻目睹。英语委婉语常用迂回、借代、缩略(用禁忌语的首个字母合成新词或将较长的词语截短)、同义或近义词替换等手法表达一些令人难堪、不快、厌恶、恐惧之事,力求使语言优雅、含蓄、中听,从而避免粗俗、生硬、刺耳的话语或禁忌语。例如If you gentleman will excuseus,we ladies are going to power our noses.(对不起,先生们,我们女士要出去方便一下。powder one’s noses指W•C);又如:Mary isn’t one of those girls who are all SA and IT。(玛丽不是那种性感十足的野女孩。SA and TI。为禁忌语的缩略语)。汉语委婉语分为讳饰和婉曲。讳饰指表达时不宜直说犯忌讳的事情,用委婉的修辞改替的方法。婉曲指运用委婉、曲折的说法表达本意的修辞方式。例如:“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夹起皮包走路。”毛泽东不直说司徒雷登“处境孤立”,而说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不直说他“灰溜溜滚回美国”,而说他“夹起皮包走路”。语言含蓄,回味无穷。
委婉语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同时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深深植根于一个民族的社会土壤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社会结构、民族心理、宗教信仰、价值取向、风俗习惯等因素。正如语言学家所言:“一个社会的语言是其文化的一个方面……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是部和整体的关系。”(Hudson,1980)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英汉民族都确定了自己的道德观、思维方式和生活模式,存在着文化观念的差异。委婉语作为“文化限定词”必然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点。笔者认为,一个特定时代、特定地区、特定社会所产生和流行的委婉语就是这个时代、地区和社会的宗教道德、民俗、政治和社会心理等文化现象的映衬和折射。

二、委婉语折射出政治色彩和宗教信仰的特征
远古时代,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生存条件艰苦,人们不能理解和驾驭自然,于是产生了一种对超自然力的崇拜和恐惧,即所谓的“灵物崇拜”,语言中也相应地出现了“语言灵物宗拜”,以为某些话语与某所指的人或事物之间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关系。英美人基本上信奉基督教,出于对神明和魔鬼的敬畏,担心直呼其名会招致危险或灾难,往往另辟蹊径。如在古希腊,复仇女神曾被称为欧墨尼得斯Eumenides(友好和善者)或者称倪厄斯Erinyes(受尊敬爱戴者)。英语中有关Devil的委婉语有上千个之多,如“the Black One”,“the tempter”,“the BigD”,“Lord of the file”,“Prince of Darkness”等等。而汉民族没有一个统一的宗教信仰,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都拥有追随的教徒,宗教禁忌没有对全民族语言产生较大的影响,谈到魔鬼多直言不讳,如“妖魔鬼怪”、“钟馗捉鬼”、“鬼影”、“鬼来了”;鬼字甚至还加以引用运用,如“鬼东西”、“鬼精灵”、“扮鬼脸”等。汉语中虽然没有“鬼讳”,但由于中国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的影响,却有独特的“名讳”。由于中国的封建统治存在了两千多年,宣扬的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伦理道德,从而孕育了“国讳”、“官讳”和“家讳”,对于皇帝、官员、宗亲长辈的名字不能直称,不得不提到时也要用其他字代替。而英美人则认为是上帝创造了人,人人生来平等,有“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之说,所以在称谓方面比较没有顾虑,缺少相关的委婉语,他们习惯直呼其名,没有年龄、职位之分,甚至对父母也只叫名字,以示友好关系。人人维护自己的权利也反对侵犯他人的权利,这是西方人的道德观。可见它是基于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价值观念上的一种非常理性的人际关系。而中国则是基于“礼”和“和”的伦理观念之上的一种非常感性(即重情)的人际关系。

三、委婉语反映出民族心理的历史沉淀和深层构筑,是民族情感意向效应的一种语言表现形式
民族情感是民族文化心理的直接反映,在语言中的体现则是语言意义意向的表达。“语言不仅有其生理的、心理的和文化的基础,而且有其先验的基础”(Hussel,1984),笔者认为委婉语意义所体现的基于文化基础的情感意向性结构更能证实胡塞尔这一论断。
英语the less deprived一词的本义指的是“被剥夺得较少的人”、“丧失较少的人”,然而它的委婉义指的是富人。(Rawson hugh,1981)在美国,富人同样感到被剥夺,因为他们同样要担负名目繁多的税赋。美国是一个税赋极重的国家,每个美国人在人生中所做的任何与钱有关的事,几乎都和税有关,富人有钱要纳税,穷人领取救济金也要纳税,仿佛富人和穷人均在为政府“打工”。因此美国的富人不敢“斗富”,越富就被“剥夺”得越多。出于忌讳rich(富)一词,他们喜欢被委婉地称作the less deprived,people of means(有财产的人),the well off(景况好的人),等等;这样,他们也似乎和穷人的距离拉近了,因为社会为了避免穷人受到刺激,便委婉地称他们为the deprived(被剥夺了生活条件的人)、man of modest means(财产不丰的人),the less well off(景况欠佳的人)等等。
在当代中国,富与穷这对概念的文化内涵产生了根本的变化。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人们还以“穷”为荣,谈富色变,个体生财的门道均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当“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论断提出之后,首先从贫困中爬出来的人都抖擞开了。他们嫌“富”字太俗,都喜欢被委婉地称作:“老板”、“款爷”、“大腕”、“大款”等。“老”、“爷”、“大”都是平添气派的字眼,有气派就敢斗富,一掷千金。(吴松初,1996)从这些委婉语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民族对普通劳动的情感意向在新时代的变异,也正是这种变异蕴含着普通劳动和财富在改革开放后的升值。

四、委婉语是政治家们语言观念论的逆向发挥,是观念转移的政治效应的一种语言表达形式
按照刘纯豹教授的见解,“政治即‘权术’,是夺权、保权和用权的艺术”。(刘纯豹,1994)他认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政治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弊病,病入膏肓时讳疾忌医,往往“在语言上借助委婉语自我美化,遮人耳目”。(刘纯豹,1994)笔者对这种看法不敢苟同。
纵观西方政治委婉语,使人觉得西方的政治家们在滥用语言,不按规定的意义使用语词,正如上文援引的刘氏见解所摘。其实这正是西方政治家的高明之处———语言意义观念论的逆向发挥。意义观念论的最主要代表洛克认为,“字词的功用就在于能明显地标记出各种观念,而且它们固有的、直接的意见,就在于它们所标记的观念。这些观念既属于讲话人,也属于听话人”。(人类理解论下卷)委婉语的意义和本认词意义所标记的观念是绝然不同的。也正是这种观念的转移被政治家利用来转移人们的政治视角。“死亡”在核语言中常被喻为collateral damage(次要的损失)。美国前总统里根将MX导弹改名为the peacekeeper(和平维持者导弹),但在防卫专家门看来仍不够恰当,他们随即又炮制出damage limitation weapon(损失限制武器)这样一个术语来。在数以百计的这种术语中体现了比喻和现实之间令人震惊的大分歧,这些术语的使用暗示着一个可怕的事实,即核武器的存在歪曲了我们的感知,并且重新解释了这个世界。Clean bombs作为一个术语告诉我们,只有“放射性”才是杀人的唯一的“肮脏”的部分。在我国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和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政治委婉语也逐渐出现和增多。比较,我们称贫穷落后地区为“欠发达地区”,称无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