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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民族意识,因势利导,推行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促进经济、教育和科技的发展。国家“保护”和国家“干预”是德国经济现代化的显著特点,也是它的重要助力。德国特色的教育制度统一的帝国注重教育、科技的发展,注重系统学习英美法等国先进的工业化经验,从精神上保证德国经济现代化的快速进程。俾斯麦政府加强对教育的控制,颁布了一系列帝国教育法令。70年代完成了近代教育革命,实行强迫义务教育制。服兵役和受教育被视为公民的两项基本义务。这使整个德意志民族的文化素养大为改善。当其他国家的大学仍然瞧不起科学的时候,德国的大学已经允许科学独立地发展,而且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创造出不少有效的组织方法和形式,实验室、研究生指导制度、研究生院、研究所、专业科技刊物的出版等,全都是德国首创的。③德国成了世界教育界瞩目的中心,当时有志于数理研究和深造的人中流行一句口号是:“背上行装,上哥廷根!”德意志民族精神中的那种“系统学习”和“彻底精神”(或者叫做“彻底性”)在新的工业革命层面上得到了新的激励和发扬。德国人在学习英美法等国先进科技的基础上,完成了一项划时代的转变:把科学转向应用于生产。德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工业的勃兴,应当说主要是靠“系统学习”(“开花在英法,结果在德国”)和科技进步的力量。当代著名的经济史学家卡洛•M•奇波拉对此作了这样的评论:“正是德国人在19世纪下半叶对科学的偏爱使德国工业比英国和美国工业进展更快”。①垄断组织特点与美国的垄断化不同,德国垄断化的率先产生,是同德国国家干预经济的传统政策分不开的。德国垄断组织的典型形式是所谓卡特尔。美国的垄断组织的典型是托拉斯,而且是在没有政府帮助的情况下自发形成的。帝国政府自70年代末实行保护关税政策以后,还采取特别措施,例如给予高利润的军事订货,实行出口津贴,制订专门的法律,以扶植和加强垄断组织。如果看得更深一层,可以说,德国的垄断组织是在政府的扶植下组织起来的,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种“外在”形式。德国国家手中掌握着整个国民经济命脉(中央银行,铁路,邮电,进出口贸易),控制和引导着各类垄断组织的活动,凝成“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巨大竞争力,在国际市场上进行争夺和扩张。全能银行制度银行的作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德国银行在五六十年代成立高潮时期,与英美银行不同,其活动的最大特点,就是“生产信贷”业务超过“货币信贷”业务。1860年时德国信贷银行的总资产虽然不大,但却满足了当时工业发展资金的新的高需求,而且成为促进工业化的积极力量,甚至它们自己也参加到各种工业企业中去。统一后的七八十年代,商业银行,投资银行,投资合作金库等都融为一体,以中央银行为其后台,成为新的信贷银行,并直接参加建立工业公司。1880年时,德国信贷银行的总资产有很大的增加,已能提供巨额贷款促使工商业“无止境”的扩大。银行直接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最常见的是派自己的代表参加工业公司的董事会。德国信贷银行同工业本身的积极结合,促成了德国工业化的高潮。但是到90年代以后,德国的银行资本也迅速集中,并和工业资本结合起来。大银行和工业企业紧密结合,形成了金融寡头。银行由简单的中介人一变而为万能的垄断者。有关德国全能银行的产生、发展和作用,可参见希法亭的《金融资本》和格申克龙的有关著作。福林的看法是,德国的社会、政治和管理环境在全能制银行的新形成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即作为这些因素的产物,而不是经济落后的自然反映。舒尔认为,作为资本市场的替代,德国的全能银行是德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的产物,成为国家推行产业政策的一个有用的机制。社会保障制度讨论德国的现代化历程,不能不看到社会立法所起的作用。与英、法相比,德国的现代化历程伴随着一次次的妥协,如开明专制与服从的妥协,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妥协,资本主义发展与工人权利的妥协。其中资本主义与工人权利的妥协始终伴随了德国的近现代史,由此所产生的结果是导致了世界上独具特色的社会立法。促成德国社会立法的因素很多,其中社会主义传统发挥了重要影响。早在工业革命初期,社会主义者就注意到工业发展所引起的副作用,并要采取行动,矫正工业主义的弊端。马克思、恩格斯、魏特林等人曾指出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恶化,分析了以利润为目的资本主义生产的阴暗面。1848年革命期间,工人阶级提出了改革政治制度、财产关系,提高工人待遇的要求。尽管这些要求没有产生明显的政治影响,但影响了后来俾斯麦时期的社会立法。封建君主、资产阶级都不愿看到具有革命性质的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设法使工人运动失去基础。威廉一世的观点典型地体现了以社会改良手段来限制革命的思想。他认为,医治社会弊端,不能依靠镇压社会民主党人的过火行为,而要通过促进工人福利的办法来做到。德国开明专制的历史传统也有利于社会立法。俾斯麦声称,必须用看得见的利益让广大社会阶层明白国家不只是保护上层阶级的机构,也是为广大社会阶层的利益和需要服务的机构。这里所指的需要和利益甚至包括工作的权利。此外,法国的社会改革对德国的社会立法亦产生了启发作用。俾斯麦欣赏法国依靠社会立法获得农民支持的做法,也希望通过类似的做法对革命的工人运动“釜底抽薪”。俾斯麦在德国为什么要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时曾经指出,伤残和养老保险是“消除革命”的投资。①从1871年起,在俾斯麦的领导下,帝国议会就开始制订社会立法,给工人提供社会保障。以后10年中,国家不断提出多种措施,保护妇女、儿童、失业和工伤事故等,到1881年,皇帝公布“大保险法”,对工人实行全面的社会保护。所有这些法律经过不断修正,日益完善,构成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世界最完备的社会立法体系,这使得德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施社会保障的国家,比英国、法国都早了许多。这种体系的建立使这广大居民能够在重大生活风险面前得到保护,并且对于社会一体化来说也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这种政策对德国当时的运动的影响是深刻的。难怪马克思严厉批评了拉萨尔对资产阶级政府的主张。德国的这种社会立法体系和思想后来影响了许多国家,成了现代的社会保险奠定了基础,成为各国,特别是英国在1907年模仿搞社会保险的样板。这是俾斯麦始料不及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统一后的德意志帝国,在19世纪后半期,出现了德国历史上最引人注目和最令人惊异的经济转变。在大约30年时间内,德国经历了英国用100多年才完成的工业革命,将一个农业占统治地位的落后国家转变为一个现代高效率的工业技术国家。德国工业从1870年起开始跳跃式增长,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工业生产提高了4.7倍,工业增长速度远远超过英国、法国,仅次于美国。

三、德国道路的二重性

综观德国的现代化赶超欧美发达国家的历程,可以看出以下几条重要的线索:由于起步晚、底子薄、国家分裂,这使得经济起飞之前的国家的统一与民族认同感非常必要。其后来的统一和强化必然伴随着政治强权打破常规、以非常的手段来实现。因此,国家的力量显得非常重要。由于德国工业发展缓慢,资产阶级发育不良,因此德国现代化的领导力量掌握在旧统治势力,即容克地主的手里,而不是掌握在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手中。在这里,发生历史上少有的领导阶级的错位。德国新兴的资产阶级由于天生软弱,无法领导和主导德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但是却向逐渐演变的旧势力提供了先进的具有本国特色的李斯特经济学理论指导。因此,由于德国现代化领导者的错位,使得德国在现代化赶超的道路选择和建设上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在具有本国特色的理论创新的指导下,旧势力进化为资产阶级,由此产生了具体做法上与英法美等非常不同的独特或者创新之处。客观地说,德国的现代化赶超发展模式具有二重性,即既具有适合快速发展的历史合理性,又具有一定程度的劣根性。容克地主领导资产阶级,并且资产阶级化,但其天生的封建性、军国主义等劣根性不可能消除,反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现代化结合。相对于中国来说,德国算是相当幸运的,因为德国旧势力能够通过自身的进步改革,跟上时代的步伐,逐渐进化为资产阶级,领导国家实现了现代化,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发展趋势,满足了德国人民的主观要求。而中国的封建阶级始终没有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资产阶级化,最后被历史所淘汰,落得了个被推翻的下场。当然,在武力统一和专制思想强化的过程中,政治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同样伴随工业文明的兴起以及社会立法体系的建立。其中,德国的独特之处是国家与资本主义力量的关系。德国的模式是由国家来组织的统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