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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的人的肢解和个体自由的丧失痛心疾首,他们沉迷于极端的个人主义,强调情感是最重要的感知和判断的工具,试图用精神自由来打破现实对人的限制,通过艺术达到永恒,“在尘世建立天堂,在有限中追求无限”[5](P6)。在这一点上,浪漫文学作家既秉承了关于一切现象均具历史性以及历史发展便是进步的启蒙思想,同时也继承了基督教的超验本质:“因为不同于古典的众神天国,基督教的特征恰恰建立在其主观主义的、针对圣子的超验无限的神话开发之上。”[1](P34)在艺术实践中,浪漫作家对于“无限”的追求取消了现实与幻想之间的界限,从而大大拓展了艺术表现领域,丰富了艺术表现形式和手法,引入了许多传统文学不曾有过的新的视角:如众所周知的浪漫文学对梦幻、死亡以及人的内心世界的探索,对“黑夜”、“彼岸”以及“神话”的关注,对人和人类童年、远方以及异国情调的向往,对大自然的迷恋和漫游的兴趣等等。由于德国浪漫文学理论家对于“无限”的追求建立在“宇宙无限”的基本理念之上,其典型的动态、甚至极对(polare)的思维方式既指向物质世界,也指向人的意识,同时还是艺术理论的自我关照,“是诗和关于诗的诗”:“在浪漫超验诗作中,自我与世界的艺术变形与关于文学艺术可能性条件的关照相结合。它不仅塑造自我与世界,而且同时也总是关于文学幻想结构与作用的美学理论文章;在施莱格尔超验诗的含义中,浪漫文学作品获得了既观察世界———与此密切相关———也观察自身的任务。”[6]表面上看,施莱格尔关于“整体”与“无限”的要求似乎是个悖论。但正是这种艺术旨趣决定了文学、或者说浪漫文学家所偏爱的“诗”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均具有开放性。而“浪漫反讽”和“断片”便是德国浪漫文学理论家所创造的实现诗人“随心所欲”的原则和逼近“无限”的重要途径。关于“浪漫反讽”,国内外德国浪漫文学研究者已有过很多论述。①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它运动性的思维方式:它不仅从“有限和自身限制”(施莱格尔)的感觉中导出,同时也是自我控制。如果说“浪漫反讽”体现的是“诗人驾驭题材的力量”(蒂克),那么,“断片”之所以备受浪漫作家的青睐,则因为它是“不完整、暂时以及不完美”前提之下通往全面真理即无限的道路[7]。除了“整体”和“无限”,解读弗•施莱格尔关于“浪漫诗”论述的第三个关键在于生活的诗化:诗不仅不断占据更加广泛的生活范围,甚至整个生活本身也成为了诗;而且,只有当全部生存在诗的精神之中再生成,才能创造出“时代的图像”[4](P24)。与此相契合,诺瓦利斯也提出了“世界必须浪漫化”的要求,他说:这个世界必须浪漫化。这样,人们才能重新找到原初的意义。浪漫化不是别的,是质的乘方。低级的自我通过浪漫化与更高、更完美的自我统一起来……在我看来,给普通的东西赋予崇高的意义,给平凡的东西恢复未知的尊严,给有限的东西以无限的外观,这就是浪漫化。[4](P57)诺瓦利斯关于世界必须浪漫化要求和施莱格尔的一样,应当理解成为人对世界和生活感受的转变,应理解成为一切艺术形式和科学的相互渗透和混合。“世界的浪漫化”即是世界的诗化,也就是说,浪漫作家主张用诗来替代生活,主张借助诗来达到“原初的意义”。“浪漫”作为一个纯美学概念的本质在此显露无遗,用奥•维•施莱格尔的话说:诗人必须懂得使用“超验主观主义这一魔杖”,以便“体现精神的东西并将物质的东西精神化”[4](P26)。在此,文学摆脱了目的性和功利性,诗人不再充当理性的教育者,文学作品也不再只是模仿和反映客观现实的工具。

 

二

 

一般认为,是欧洲基督教思想和德国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共同孕育了浪漫思潮,而资产阶级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深刻的社会和思想变革则充当了这场席卷欧洲的文化运动滥觞的催生剂。从文学角度看,由于浪漫思潮发生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因此它———尤其是按照浪漫作家的自我理解———被视为一种全新的开端;众多研究成果证明的浪漫思潮与现代性之间的密切关系似乎也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然而,这并非意味着浪漫文学与传统文学彻底决裂,恰恰相反,德国浪漫文学的形成本身就是在批判吸收传统文学的过程之中完成的。而这种批判与吸收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民族文学的发现与挖掘,二是对欧洲传统文学的整理与介绍。德国浪漫诗人对民族民间文学的挖掘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为世人所皆知。经过他们的努力,《尼伯龙根之歌》以及其他中古时期的史诗获得了与荷马史诗同等重要的地位;1803年,蒂克出版了他搜集的,被奥•维•施莱格尔称为“源自浪漫精神”的《施瓦本时代的宫廷抒情诗》。此后,浪漫派作家对民间文学的收集更是一发不可收拾,从而不仅有了阿尔尼姆和布伦塔诺合作编纂的德国民歌集《儿童的神奇号角》(1806~1808),也有了后来脍炙人口的格林兄弟收集的《儿童与家庭童话集》(1812~1815)以及《德国传说》(1816~1818)等。在介绍和传播欧洲传统文学方面,德国浪漫诗人同样做了大量的工作,主要表现在:
1•大量的文学翻译活动。施莱格尔、蒂克等都孜孜不倦地从事了欧洲其他国家著名作家的译介工作,其中尤为突出的是奥•维•施莱格尔。他不仅是但丁、卡尔德隆、阿里奥斯托和塔索等作家的优秀译者,他用诗体翻译的莎士比亚的17部名剧至今仍是德国翻译文学中的瑰宝。
2•对“非古典”文学形式比如十四行诗的开发,以致于到了18世纪末期,许多青年诗人甚至包括歌德在内都对这一韵律严格的抒情诗情有独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文学成就。
3•对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学的批判性继承。德国浪漫文学作家对“非古典文学”的推崇并不意味着排斥和摈弃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学。从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初,不仅有由施多尔贝格、维廉•封•洪堡以及荷尔德林重新翻译的古典戏剧问世,而且还出版了施莱尔马赫翻译的柏拉图的著作。按照格•舒尔茨的观点,欧洲传统的罗马文化构成浪漫文化的核心,而包括北欧异教文化在内的其他文化则是浪漫文化的外壳[1](PP19-21)。弗•施莱格尔在他的《谈神话》中甚至声称要到“东方”去寻找“最高的浪漫”[4](P240)。1808年,他的论文《论印度人的语言与智慧》问世,进一步表明了浪漫作家对以印度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的浓厚兴趣。论及浪漫作家对待欧洲传统文学的态度,必然也要涉及到他们与德国古典主义文学之间微妙的关系。众所周知,歌德和席勒为代表的德国古典主义与以施莱格尔兄弟以及诺瓦利斯等为核心人物的浪漫主义运动在时间上几乎呈交叉状态,如果说这构成了德国文学史上一个特殊现象的话,那么,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则是,在欧洲其他国家尤其是法国,歌德和席勒不仅被视为浪漫作家,而且他们作品的传播甚至直接推动了那里的浪漫思潮的产生和发展。但在德国,有关魏玛古典主义与耶拿浪漫主义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的有两种观点占上风:一种认为耶拿浪漫文学是魏玛古典主义文学的极端化和夸张化的结果,另一种则视浪漫主义文学是对古典主义文学的对抗。[8](PP43-45)本文限于篇幅,不可能对上述观点一一进行评判,但我们认为,无论从哪一种观点出发,均不能否认的是:浪漫派作家尤其是早期浪漫派作家文学自我意识的形成及其理论探究都与歌德和席勒有着密切的关系。奥•维•施莱格尔称歌德是“德国诗的重建者”[9],而歌德的小说艺术尤其是《维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成了施莱格尔兄弟所谓现代诗的典范;弗•施莱格尔虽然与席勒在个人交情上有过节,但他也并不否认后者对于早期浪漫作家的历史哲学观以及现代性意识、特别是对古典与现代、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关系确定曾有过重要的意义。[8](P49)德国浪漫文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受到各种指责,尤其是浪漫诗人崇尚中世纪,视基督教的中世纪为自己理想之国的倾向引起了包括海涅在内的批评家的强烈反对;而诺瓦利斯在《亨利希•封•奥夫特尔丁根》(1802)中以及蒂克在《法朗茨•斯特恩巴尔特的游历》(1798)中对基督教中世纪的理想化,弗•施莱格尔后期皈依天主教后,断然拒绝泛神论,视对上帝的信仰为自身和人类的惟一拯救的态度以及布伦塔诺后期的基督教情结,凡此种种的确都给浪漫主义等于倒退到基督教中世纪的批评提供了一定的口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