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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思想神韵是多么一致。从总体的思想构思来看,鲁迅先生曾在《摩罗诗力说》中阐述了这样一种感情“哀悲所以哀其不幸,疾视所以怒其不争”,借以表明他对于国民的劝勉,这与勃兰特所要表达的全书要旨又是何其相似。以这种比较的角度审视《愚人船》,我们发现勃兰特与当时的中国文学家们在思想深处其实也不乏共通性。勃兰特与中国的江南才子唐伯虎、祝枝山等人大致生活在同一时代,那时的中国正处于明朝的弘治年间。不难发现,由于生活环境的迥异,他们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勃兰特面对世间的种种愚蠢现象大声疾呼,认为即便世俗的审判机构暂时失去功能,愚人们仍然应该顾忌会受到道德法庭与彼岸法庭的制裁,受到心理的谴责,而且人们一旦有违道德、法律,他们总有一天会自食恶果。勃兰特希望看到的是一个人人行事善良、秩序井然的法治社会。愚人们如果不能及时悔改,最终只会走向自我毁灭。在《愚人船》中,勃兰特不畏权贵,他对那些徒有其表的贵族、学者、社会名流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反观唐伯虎与祝枝山,采取的则是另外一种反抗方式。当他们怀才不遇、遭受不公时,常常寄情山水,用吟诗作画借以排遣对于社会的不满。唐伯虎最终成为虔诚的佛教徒,祝枝山则皈依道教避世清修。通过比较,不难发现勃兰特的那种深入骨髓的批判与对良好道德以及法律秩序的追求是一种更为积极的处世方式,它在无形中推动着社会不断的向前发展。诚然,《愚人船》中所表达的道德、法律的精神内涵对于现实仍有较好的借鉴意义,对于促进现实法律制度的完善也颇多借鉴意义。勃兰特分析了他所处时代的种种弊端,即使在今天仍然可以找到这些画面所揭示的现象:不学无术的庸医由于耽误治疗,以致病人病情加重、濒临死亡;嗜赌成性的赌徒,通宵达旦的沉湎其中不能自拔,最后走上犯罪的道路;比比皆是的造假者,他们背信弃义,生产各种伪劣商品;四处乞讨的愚人,他们贪得无厌,甚至比辛苦劳动的人们获得了更多的收入;欲壑难填的律师其实跟强盗属于同一类人,他们随心所欲的夺取别人的钱财;欺世盗名的博士、贵族,其实就是一批浅薄无知之徒,而他们却往往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凡此种种,中国的读者一点也不会感到突兀和陌生的。屡屡见于报端的医疗事故、商品质量事故、学术造假事件、强行乞讨现象等等,便是上述现象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写照。对于《愚人船》中所抨击的六类愚人,前三种可归于法律调控的范畴,通过构建完备的法律制度可以有效的减少违法行为的发生,而后三种的愚人行为更多的是需要道德层面的约束,依靠社会舆论的监督去制约有违道德行为的发生。道德与法律的分界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愚人船》向我们描绘的就是这样一幅画面,形形式式的愚人无视道德与法律的约束,在一条无限的大船上粉墨登场,演绎了一幕幕“精彩”的人间丑剧,但他们最终都难以逃脱“世俗法庭、道德法庭、彼岸法庭”这三种审判形式的制裁。而读书明理,建立信仰便是克服愚蠢最有效的良药,这或许也是《愚人船》所要向世人表达的终极内涵。在现实背景下思考《愚人船》,它对于发展法律、揭示法律的积极意义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而将《愚人船》置于更为广阔的背景下进行探讨同样也是很有意义的。

四、国际背景下的再思考———《愚人船》和“法律与文学运动”　　

《愚人船》一书所昭示的法律思想已大致得到厘清。当我们将它置于世界背景下再作进一步的思考时,还能找到更多的同盟者,因为法律与文学本来就有着与生俱来的联系。《愚人船》可以说是一部印证了近年来所倡导的“法律与文学运动”的佳作。法律与文学在《愚人船》中得到完美的融合,而这种融合又是有着深刻的物质基础的,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塞巴斯蒂安•勃兰特自身深厚的文学造诣和丰富的法律知识。法律与文学运动自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法学界兴起以来,它的发展一直面临着重重阻力。恰如中国学者苏力教授概括的那样,“法律与文学这个交叉学科的出现,从一开始就被视为甚至被作为对抗法律经济学的一个堡垒”①,由于文学与生俱来的理想与虚构色彩使其应对法律经济学更为直接的经世济用性挑战时,往往落于下方。我们不得不承认法律的实证主义成分显然要远远大于其理想主义内容,因此历史中的法律与文学运动也往往摒弃了文学中的理想成分,更多的是将文学作品中切合现实生活的部分转嫁到法律领域的运用之中。因此法律研究中所取用的文学素材,通常也倾向于使用法国巴尔扎克这一类现实主义文学大师的作品———它们的创作基准大都立足于“文学要严格摹写现实”这一标准之上。国外文学与法律运动的先驱者定位于此,国内的众多研习者当然也摆脱不了这一影响。然而即便如此,对于法律与文学的研究仍然未能获得足够的重视,而且这类研究还日趋边缘化。但伴随着法学在美国学术化程度的日益提高,法律与文学间的联系和交叉也再次被更多的学者认识和挖掘。以此为契机,可以吸引更多的法学界人士介入到《愚人船》、“愚人文学”的研究中,他们可以用法律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为探究《愚人船》、“愚人文学”的精神实质提供了一条崭新的思维进路。从广义上理解,我们可以将法律和文学运动的研究方向分为四部分:文学中的法律(Recht in der Liter-atur)、作为文学的法律(Recht als Literatur)、通过文学的法律(Recht durch die Literatur)和有关文学的法律(Rechtüber die Literatur)。苏力教授对此作了较为精当的概括:文学中的法律,即指研究文学作品所反映表现出来的法律;作为文学的法律,是将法律文本以及司法实践当作文学文本来研究其修辞和叙事;通过文学的法律,则包括用文学方法讲述法律及研究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对法律分析其他可能的贡献,特别是解释;有关文学的法律,是指研究各种规制文学艺术产品的法律。②基于这种认识,就《愚人船》自身内容而言,应将其归入“通过文学的法律”这一范畴。塞巴斯蒂安•勃兰特以文学方法向人们展示了法律与道德的真实内涵。他采取的方式是通过勾勒各种违反法律与道德的反面形象,进而淋漓尽致地诠释了法律与道德的范围,摆脱了过去教条式的说教。勃兰特坚持将人间愚蠢现象置于阳光下曝晒,触动人们反思自己的言行,从而摒弃愚蠢,走向智慧。可以这样说,历史与现实中的法律与文学运动的发展方兴未艾。它发轫于美国,影响了世界,可是却撼动不了以法经济学为代表的法社会学一类主流法学研究学科的地位。因此,在这里即便是一些并不显著的发展,却也是弥足珍贵的。毕竟对于法律与文学间的内在关联已经引起了部分学者的注意,这种发展应该是十分可喜的。随着《愚人船》的引进与深入研究势必能够更好的推进法律与文学运动在中国的发展。法律与文学决非一场误会③,至少在《愚人船》中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