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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口吻、词汇、意向、立场和符号去言说，以丧失女性特性而成为木口木面的‘准男性’进入理论话语，分享一点窃来的话语权；要么，以中心话语的‘补充’形式运载女性独特的情思，并以男性可以接受的方式‘言说’，在本文的空白、缝隙及错位处，透露几丝女性体验的信息（中外女诗人、女作家大抵如此）。这样，女性的话语权的拥有以女性本质的失落为代价，文化压抑的外在律令被转换成女性内在的自觉，对女性的剥夺变成赐予，对女性的排斥变为接纳。父亲社会终于使女性作为能指纳入社会谱系等级中，而女性的真正性别和精神内涵却被剔出在文化语境之外，并逐渐消隐在历史盲点之中。”（注：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84—385页。）而写作恰恰可以改变阿拉伯女性失语的历史。“写作永远意味着以特定的方式获得拯救。”（注：Héléne Cixous: "From the Scene of the Unconscious to the Scene of History",in The Future of Literary Theory,New Yorkand London:Routledge,1989,p.8.）阿拉伯知识女性可以通过妇女写作去锻造反理念的武器，去发行现行的社会和文化结构，使之成为反叛思想的跳板，以争取阿拉伯女性的“天赋人权”。
　　苏阿德·萨巴赫一直在执着地寻找阿拉伯女性自由解放的道路，寻求对策。在寻找的过程中，她逐渐认识到女性要获得彻底的解放首先必须建立与男性话语平行的女性话语，必须找回女性那曾一度迷失的主体。但是如何重新获得女性的主体性呢？萨特说：“没有什么真理能比得上我思故我在了，因为它是意识本身找到的绝对真理。”（注：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对于女性诗人来说，“诗之思”是可以构建女性话语，揭示女性意识，找回女性迷失的本真，促成女性主体性的回归，从而获得女性的存在的关键。对于诗人萨巴赫来说，写作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她把写作当成改变阿拉伯人，改革阿拉伯社会的最有效的工具和手段。如前所述，她认为写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改变阿拉伯人的身心和民族性，从而进一步改变阿拉伯社会的落后面貌。
　　 二、妇女写作的策略
　　萨巴赫对女性话语和妇女写作策略的理解，与西方女性主义者的观点虽然不完全相同，但也有重合的共同的地方。埃莱娜·西苏等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家认为，妇女必须写作，必须写自己、写妇女，通过出自妇女并且面向妇女的写作，向一直由男性崇拜所统治的言论发起挑战，而后才能确立妇女自身的地位。妇女写作的行为将解除对其性特征和女性存在的抑制关系，从而使她接近其本原力量。写作的行为还将恢复女性的能力与资格，恢复她那锈迹斑斑的嗓子的言说，恢复她的欢愉，重现她那一直被封锁的内在情思。 美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家苏姗·古芭（Susan Gubar ）通过《空白之页》的故事叙述者自称讲过一千零一个故事分析了“女性话语”的功能：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的叙述者山鲁佐德，正是以其非凡的叙述能力延续了自身的生命，推迟了死亡的降临，她的文学才能不仅使自己幸免于难，同时也拯救了这块土地上所有受到生命威胁的年轻姑娘们。（注：‘The Blank Page’and the Issues of Female Creativity,in Elaine Showalter,ed.TheNew Feminist Criticism, 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5. ）相比之下，苏阿德·赛巴赫除了承认女性话语对于妇女的特殊意义以外，更加重视写作的普通职能。在这一点上，她和阿拉伯世界的女性作家和诗人们的观点更加接近。沙特女作家法姬娅认为只有通过写作才能“超越一切”，而埃及女作家奈娃勒·萨阿达薇则认为“写作能代替公正，而公正是美，是爱”。（注：程静芬：《阿拉伯女作家谈人生和文学》，《外国文学动态》，1993年第8期。）
　　在《爱的诗篇》（其一）中，苏阿德·萨巴赫表白了她对于妇女写作的理解：
　　我要书写，
　　以保护我女性特质的每一寸土地，
　　是殖民者将它建起，
　　至今仍未走出去。
　　书写就是我的方式，
　　要摧毁我曾无法摧毁的
　　中世纪的城堡，
　　摧毁禁城的墙壁，
　　和检察院的断头台。
　　我要书写，
　　从他们绕着我的脑袋圈画的
　　千万个方圆中解放出来，
　　从毒化了所有河流
　　和所有思想的
　　安全隔离带走出去；
　　它隔离了千万本书，
　　和千万个知识分子。
　　我要写给你，
　　写给别人，
　　写给任何一个自由的男人。
　　我要对着信纸说出
　　不能对他者讲的东西。
　　十五个世纪以来的
　　他者
　　一直谋害女性特质。
　　我要给天空的肉体凿开一个洞。
　　我所居住的城市，
　　唱出的只有公鸡的啼叫，
　　潇潇的马鸣，
　　和斗牛的喘息。
　　我要书写，
　　要去掉我的面纱，
　　放下我母亲自束胸之日起
　　就顶在头上的奶酪袋和橄榄串。（注：阿拉伯妇女习惯把重物放在头顶上，而不是手提肩扛或背负。）
　　以便稍作休息……（注：《爱的诗篇》，第21—25页。）
　　在认识到写作对于女性的重要性以后，苏阿德·萨巴赫作为一位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和重大使命感的女诗人，虽然看到前行的路上荆棘丛生，困难重重，但她仍然选择了要“面对话语”，希望将自己“种植在话语
 
中”（《将我种植在话语中》（注：《将我种植在话语中》，《本来就是女性》集（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men）,London,Riad El— Rayyes Books Ltd.,1988,p45.））她在写作的尝试中所表现出的决心是十分令人敬佩的。“从思想的、民族的和文化的角度看，她拥有一种男性作家与思想家可能不具备的刚毅与勇气。她越来越多地涉入到各种敏感的和困窘的社会问题、女性问题，甚至文明与进步的问题，毫不犹豫，毫不退缩”。（注：转引自［科威特］阿卜杜一穆哈辛·纳缓尔·居安：《科威特女诗人苏阿德·萨巴赫的诗歌历程》（该文为1995年12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阿拉伯文化研讨会”上发表的论文，作者为科威特驻华大使。）她不顾一切地投入诗歌创作，欲为女性代言。她不怕保守势力对她的种种攻击，不怕因此而成为一只“受伤的羚羊”，不怕他们把她“钉在十字架上”，并且果真如此，她觉得“那倒要感谢他们”，因为这样的待遇“同待基督一样”，起码说明社会已经不得不面对女性，注意到女性问题的重要性。（注：《女性的否决》，《女人的悄悄话》集，第22页。）而这正是她的写作所要达到的初步目的。而后，她才可以向更深远的目标迈进：唤醒女性也唤醒男性，以女性的解放促成人类整体的解放。
　　阿拉伯的男性评论家们也渐渐地为苏阿德·萨巴赫的顽强毅力所感动，对她的创作勇气感到佩服，终于认同苏阿德·萨巴赫自己的说法，认为她的诗歌创作是在狂暴的飓风、猛烈的暴雨中向着激流游去。我们从她的诗中涉及到许多敏感的问题也的确可以看到诗人面对“飓风”、“暴雨”和“激流”时所充满的信心和勇气。
　　苏阿德·萨巴赫的诗歌创作历程，实际上也是争取为女性讲话而打破关于妇女写作之种种禁忌的过程。她“喝了很多墨水”，但她发现自己并没有中毒。她写了很多诗歌，“在每颗星球上都点燃大火”，却并没觉得获罪于真主和先知。她没有像男性权力话语宣示的那样，因涉入创作而受到来自于人类主宰的惩罚，没有因此而损伤一根毫毛，她还是原来的她。她在所谓“深不可测”的会淹死人的写作之大海中“已经畅游过很多”，“与一切大海拼搏而未被淹没”，反而锻炼成一位“游泳的能手”。她“舞文弄墨”，“标新立异”，却并不像男人们当初所预言的那样将无“立足之地”。（注：《女性的否决》，《女人的悄悄话》集，第24页。）恰恰相反，她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扬名科威特文坛，并逐渐扩大影响，在当代海湾文坛、在整个阿拉伯文坛占有了一席之地。
　　在妇女写作究竟要写什么的问题上，苏阿德·萨巴赫也只是在有限的程度上接受西方女性主义者的观点。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强调妇女写作应集中于一切关于女性的东西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