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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世纪文学中的重要影响一定程度上也深深地得益于伍尔夫用这一手法对那几位女性形象的成功塑造上。在《达洛卫夫人》《到灯塔去》等意识流作品中,作家虽没有刻意于离奇的故事营构,曲折的情节编织,以及众多重大事件的罗列,但这几部作品中的几位女性主人公却并没有因为那些外在“支架”的缺乏而干瘪、黯淡,相反她们无一不栩栩如生,宛如真人一样出现在读者的面前。在这几部意识流作品中,作家一直小心翼翼地行走在这几位主要人物的潜意识的边缘,通过对她们意识深处的每一丝细微感触的捕捉,通过对她们永无休止的感觉、思想、记忆、联想和回忆的记载,既串起了她们一生的故事,又对她们平淡无奇的生存状态进行了不矫情不虚饰的真实刻画。其中既完整地保存下了这几位女性瞬时间的扑朔迷离的思维形态的横截面,同时也对她们的价值取向、思想意识的形成过程进行了一种纵向的历史梳理。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几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事实上正是意识流手法真正地赋予了伍尔夫笔下的这几位女性形象以永不衰竭的艺术生命力,因此用意识流的手法来进行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可谓是伍尔夫为自己所找到的一个极为成功的女性形象塑造方法。二十世纪初当意识流以一种极具有挑战性的先锋派艺术手法在西方文坛上初露端倪的时候,伍尔夫便敏锐地洞察到了这一艺术手法所潜蕴的巨大的艺术生命力,她不仅较早地把这一艺术手法引进到了自己的创作中来,而且还有意识地把它作为了建构自己的艺术殿堂的重要的基石。虽然伍尔夫生前并未对意识流手法与女性文学之间的密切联系进行过确凿的学理性论证,但是目前西方已有学者对这种联系进行了明确的肯定:“小说中最初形成的‘意识流’实际上明显是女性和女性主义的。”⑧“整个所谓意识流运动就是从经过夸张的男性文学向某种女性文学的复归。”⑨翻检伍尔夫生前有关于意识流以及女性文学的相关评论,我们不难发现她对意识流的理解与她对女性的社会身份及女性的思维特点的理解之间的确是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相通性联系的。伍尔夫认为相对于男性可以用战绩、功勋、职位等可见可观的有形物质来标志的一生来说,女性的人生具有一种典型的无名氏的特征。女人每天的活动常常都不会留下任何实质性的痕迹:烹制好的食品被吃掉;洗干净的衣服又被穿脏;养育大了的子女离开家走进了世界。为此伍尔夫曾形象地把传统女性的世界比喻成了是一个“黑暗中的国度”,她认为在这里,女性是以“一种无可名状的波动而模糊”⑩的状态存在着的。伍尔夫对女性的生存特征的概括,无疑会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现代心理学对人的潜意识的描述,而按照现代心理学的解释,意识流也恰恰正是描述和展示人的潜意识层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另外在谈到女性的思维特点时,伍尔夫也指出由于法律与习俗的约束,女性的社会生活空间要明显地小于男性,因此与男性相比,女性对世界的认识更多的不是靠四处的历练而主要是靠一种内在的自我感知来完成的,这一点既构成了女性的一个短处但也成了她们的一个长处,这使她们更易于凭直觉和感知就能剥去生活的外皮,发现并捕捉到生活的内在的真实。伍尔夫在《论现代小说》等论文中谈到意识流手法的时候,也把它的特点主要归纳为是通过直觉感知的方式来展现生活的“内在真实”的一个极为有效的途径:“让我们按照那些原子纷纷坠落到人们心灵上的顺序把它们记录下来;……让我们不要想当然地认为,在公认为重大的事情中比通常以为渺小的事情中包含有更为丰富充实的生活。”(11)这里伍尔夫对意识流手法的简要概括也恰恰与女性的感知特点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应和关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对带有明显的女性身份特征的女性话语的普遍寻求是当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运动的一个重要的思想主张,(为此法国女作家西格苏斯甚至提出了“身体写作”的口号),追溯这一主张的源头,我们不难发现这其中实际上已深深地包含了伍尔夫在当代的深远的影响。三、隐喻与转喻:小说的诗化写作著名的语言学家雅各布森曾把文体研究与语言学研究相结合,指出诗歌与散文在语言运用上所遵循的原则是不同的:前者考虑的主要是语言的相似性,而后者看重的则是语言的相近性,因此它们在语言的思维本质上一个是隐喻性的,一个是转喻性的。不仅如此雅各布森还进一步提出,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主要是用散文化的语言写成的,因此其在本质上也是转喻性的。与雅各布森相类似,伍尔夫也非常热衷于从语言的角度来把握文体的审美特征,她指出在传统的小说文体中,语言的设置主要是适应于男性的思维习惯而建构起来的,如在萨克雷、狄更斯、巴尔扎克等男性作家那里极为流畅、自然的语言运用模式,如果换作勃朗特、乔治•爱略特等女性作家使用,则常常显得过为臃肿、笨重和粗劣不堪。这意味着在伍尔夫看来,小说这一文体类型实际上应该包含着两种不同的语言审美机制,即男性化的和女性化的语言审美机制。伍尔夫对小说语言的这两种审美分类,与雅各布森的理论无形中形成了一种对应关系,也就是说在雅各布森看来主要是转喻性的传统小说语言,在伍尔夫这里则主要是一种男性化的语言操作模式,而为传统小说所排斥,但在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诗歌那里获得大力发展的隐喻性语言则主要是一种女性化的语言,它所体现的是一种女性化的审美思维机制。伍尔夫的小说创作明显地表现出了隐喻性的语言思维特点。《海浪》是伍尔夫的诗化小说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这部作品无论是从整体背景的设置还是到具体意象的描写无不富有诗歌的象征寓意。该作品共分九章,每章前面都有一个抒情性的引子,它们分别介绍了大海从日出到日升、日中、日斜、日落时的景色变化,但是这些本应集中在一天内的景色变化又是与大自然的四季变换结合在一起的,这使海景的描写既具有了一种瞬时性的时间意义,同时又具有了一种超越了具体时空限制的永恒意味。作品开头处这些富含寓意的海景描写为小说人物的生存时空提供了一个巨大的象征性框架,它们既隐射了作品中具体人物从童年到暮年的岁月变换,同时也象征了人类生生不息的生命循环过程。除了这种统贯全局的时间象征外,作品中每一个人物也都象征着人类精神的一种特有类型,他们六种不同的人生叙述展示了作家对宇宙人生的六个层面的多维立体把握。从这部作品中,我们不但能感受到作家对高密度的心灵瞬间印象的灵敏捕捉,同时也能看到作家心灵世界的玲珑剔透、五彩缤纷和深邃迷乱,作品中的每一个场景、每一种情境、每一件日常琐事,无不流淌着诗歌的韵律、变幻着图画的色彩,同时又都富于象征寓意。这些诗性技巧充分地展现了伍尔夫作为一个女性作家所独有的精神能量和才能。“在西方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中,这样用细微的诗性瞬间来把握生活的作家,也许只有伍尔夫一个。”(12) 虽然现代女性叙事主义家苏珊•S•兰瑟在谈到乔伊斯的创作时曾肯定地指出《尤利西斯》的叙事艺术中也包含着大量的女性主义气质(13),戴维•洛奇也认为,对隐喻性语言思维的运用在现代小说家这里是一种普遍性的存在,而非仅集中在个别作家身上的一种个别性现象(14),但是对比乔伊斯与伍尔夫的创作我们不难发现,乔伊斯的小说虽然并不乏隐喻式手法的使用,但是其语言的组合却明显地缺乏一种叙述的连接性和逻辑性,这使其小说在阅读时常有一种不忍卒读的感觉。追究其中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乃在于乔伊斯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熏不但将转喻式手法与隐喻式手法尖锐对立,而且还对转喻式手法进行了一种彻底的排挤和颠覆,而与此相比,伍尔夫在明显地凸现小说的隐喻化创作特征的同时,又较好地实现了转喻式手法和隐喻式手法的融合,这使其小说的语言叙述常常如莺鸣啼转,婉约秀丽,由此更彰显出了一种诗歌的流畅性和抒情性特征。这同时意味着伍尔夫的美学理想的建构,虽然明显地存在着一种女性式(隐喻)思维与男性式(转喻)思维的对照,但她并无意于要以女性化的隐喻思维来彻底地清除或淹没男性化的转喻式思维,从而再次把文学变为一种单一性别的存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现了其美学理想的开放性和辩证性。综上所述,伍尔夫小说形式的创新实验与其女性主义的思想主张并不是泾渭分明的两种不同领域的存在;相反,它们是水乳交融地融合在一起的,其中后者主导着前者的叙述立场和话语策略,而前者则表征了后者的文化精神。因此,当代学者对伍尔夫的小说研究,惟有把这两个方面进行密切的结合,才能完整地把握处于真实的历史语境中的伍尔夫与其小说作品的意义。 ①(11)弗吉尼亚•伍尔夫:《论小说与小说家》,瞿世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页,第9页。 ②参见谭君强:《叙事理论与审美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