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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百年来，评论界对哈代长篇小说《德伯家的苔丝》中男主人公亚雷的形象的界定几乎毫无二致，认为他是魔鬼“撒旦”的化身，然而从人学的视角看亚雷是一个游走在罪与非罪、人与非人边缘，人性和情欲、天使和魔鬼集于一身的复杂人物。或者说，是一个有着多重性格、复杂人性的形象，不能以魔鬼来简单论定。近百年来，评论界对哈代长篇小说《德伯家的苔丝》中男主人公亚雷的定性几乎毫无二致，认为他是魔鬼“撒旦”的化身。在经典重读和文本细读蔚成风气的今天，在倡导运用逆向思维、发散思维来反思传统观点的当下，以人性的视角，站在新世纪文学的制高点上进行学术回望，我们就会发现，对亚雷形象的文学史定位很值得商榷。一、创作悖论与“魔鬼”阴影发表于1891年的长篇小说《德伯家的苔丝》，是哈代“性格与环境小说”中最重要的一部。在小说中，他从农村生活的绝对贫困化以及人的异化、从人的情感特性被物质文明所毁灭的角度切入，在道德审美层次上揭露资本主义的丑恶现象，颇有震撼力。但是，不容讳饰的是，由于历史文化和思想认识的局限，哈代看不清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潮流，无法接受社会历史上升时期暂时出现的负面效应，更不能辩证地看待资本主义社会进程中的复杂现象，因而陷入到落后的宗法制的梦幻和冥想之中，并使其小说在精神站位和价值取向方面出现了令人遗憾的迷失，尤其是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误入创作悖论的泥潭。众所周知，《德伯家的苔丝》一出版便掀起了轩然大波。这当中既有热情的赞扬，也有片面的指责。这些褒贬不一的评价，从不同层面闪射出这部作品的永久魅力和绚丽光辉。这种魅力和光辉，当然来自作品意蕴的深邃和精神的丰沛，当然也来自作家小说艺术的创新和时代的超越。但是，更主要的，则是来自这位“耸立在维多利亚时代和新生代的交界线上”的“悲戚而刚毅的艺术家”对社会转型的低调评价，以及人物的二元对立和强烈的道德批判。还有一点更重要的，那就是作家严谨的现实主义即对生活写实的恪守，与作家思想中对封建宗法制的怀念所产生的悖论，造成了小说意旨指向的某些错位。无疑，对亚雷形象的描写和定位就是由这种悖论规约的。这样，我们看到，“寒家女儿，出外谋生，误入泥潭，遗恨千古”，这个中外文学屡见不鲜的题材，或者如恩格斯所说的“无产阶级姑娘被资产阶级男人所勾引这样一个老而又老的故事”，就被作家赋予了新的意义，而这个资产阶级男人亚雷，当然首先被作家推上了无情的审判台。于是，作家厌恶的他的丑恶的阶级性，就取代了作家描写的他的血肉鲜活的人性，虽然这种血肉鲜活的人性在作品中遮蔽不住，而且时时闪光。不幸的是，在以后的日子里，当哈代被戴上“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家”的桂冠，被认为是开创了批判资本主义文明的“哈代时代”以后，在联翩而来的权威评论中，亚雷血肉鲜活的人性更不断萎缩、风干，直至变成了一具散发着资产阶级腐臭的木乃伊，一个反面形象的符号。传统的评论引导了几代读者。在魔鬼阴影的笼罩下，不管时代历史如何演进，不管审美价值如何嬗变，亚雷形象的美学定位从来没有过改变。只要提及他的名字，人们总要给予鄙视的评价；只要论及他的品性，人们都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他就像一个丑的样板，恶的载体，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和“撒旦”、花花公子、猎艳高手、负心汉等名号纠缠在一起，被认为是苔丝悲剧的罪魁祸首。接受美学所形成的审美定势，就这样绵延了近百年。其实,如果我们从多维的角度来探寻苔丝悲剧的渊源与责任的归属，就不难发现,苔丝的人生悲剧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亚雷并不是苔丝悲剧的始作俑者，而是作者的创作悖论使亚雷这一人物长期遮蔽在魔鬼的阴影下，让读者忽视了造成苔丝人生悲剧的最重要原因。如果苔丝不是出身于破产农民家庭，那么，她就不会抛下自尊去认“本家”，不会让亚雷这个公子哥儿有机会夺去她的贞操，她也绝不会走向悲剧的人生；如果苔丝不是出生在十九世纪英国资本主义侵袭到农村并毒化社会气氛的时代，那么，她就不会被贫穷和卑贱逼上绝路，不会成为时代与社会的受害者和牺牲品；如果安矶•克莱不受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束缚，与苔丝彼此关心、互相依靠，幸福地生活在一起，那么，苔丝的心灵就不会受到极大的伤害，她也不会成为亚雷的情妇，法律的利剑也就不会降临到她的头上；如果苔丝不是双重性格，她在大胆反抗虚伪宗教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同时，能够彻底地摆脱旧道德观念对自身的束缚，那么，她在世俗舆论和传统道德的重压下就不会充满了犯罪感、内疚感和自卑感，她人生命运的抉择就不会犹豫彷徨、模糊不清，她也绝不会最终滑向悲剧的深渊；如果悲观宿命论不是哈代创作习用的模式，那么作者就不会在情节的发展中安排那一系列的偶然性事件去造成苔丝的悲剧（假如苔丝的父亲没有喝醉酒，她就不会代替父亲去赶车，老马不会被撞死，苔丝的“失节”便不会发生；假如苔丝给安矶•克莱的“坦白信”没有莫名其妙地进入地毯下面，安矶•克莱就会看到她的无辜和痛苦，她就可能不会被丈夫抛弃；假如她见到了安矶•克莱的父母，便不会在归途中偶遇上亚雷，不会被亚雷第二次拥有，更不可能为与安矶•克莱团聚而杀死亚雷，她就不会失去宝贵的生命）。可见，苔丝的悲剧是诸多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亚雷仅仅是造成她不幸遭遇的因素之一，不应负全部责任。作家如此安排亚雷，无非是想要借他之手摧毁苔丝，借人们对他的否定达到揭示苔丝悲剧渊源和批判资产阶级丑恶罪行的目的。就是说，哈代在对苔丝的悲剧进行升华的时候，需要一个事件的推动者，沿着他预设好的路线走入情节的陷阱，这个人就是亚雷。亚雷在苔丝人生中的作用，就在于推动她悲剧的发展与形成。即使没有亚雷，也会有另外一个人来扮演撒旦。亚雷，他能逃脱命运的怪圈吗？因此我们说，是作家的思想和创作矛盾酿成的悖论，与评论家社会学阶级论的评判，合力将复杂、生动的亚雷形象简单化了，脸谱化了，致使亚雷的形象一直徘徊在魔鬼的阴影里，始终难见“庐山真面目”，致使读者一直流连在人物认识的误区，始终看不到亚雷形象的“全貌”。二、多重性格与复杂人性通过对哈代《德伯家的苔丝》的文本细读，笔者认为，亚雷是一个游走在罪与非罪、人与非人边缘，人性和情欲、天使和魔鬼集于一身的复杂人物，而不是一个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十恶不赦、无可救药的坏蛋。或者说，这是一个有着多重性格、复杂人性的形象，不能以魔鬼来简单论定。首先，从亚雷的阶级出身来审视，亚雷是他那个阶级调教出来的普通浪子。他身上的那些品行，是那个野心勃勃的新兴阶级所具有的常态人性，不足为怪。亚雷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国家的统治权牢牢地掌握在资产阶级的手中。他家十分富有，住着富丽堂皇的乡村别墅。无疑，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长大的亚雷，其性格必然迥异于普通人，因此，任性、自私、霸道、虚荣就成了资产阶级赋予他的性格专利。在富人的眼中，亚雷的这些“毛病”不是什么“毛病”，而是再正常不过的阶级本能。因此，亚雷对苔丝的占有，从资产阶级的道德观来审视，实在是不足挂齿的小事。“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凡是妇女方面被认为犯罪并引起严重的法律后果和社会后果的一切，对于男子却被认为是一种光荣，至多也不过被当作可以欣然接受的道德上的小污点。’”[1（]P680）其次，从亚雷对苔丝的占有来考察，亚雷虽然有资产阶级的兽性表现，但也多有对苔丝关爱的人性真情。不能否认，亚雷对苔丝最初的追逐的确是卑劣的花花公子的行径，然而，事件其后的走向却表明，亚雷并非是不负责任的男人。小说告诉我们，在家中唯一的老马死后，苔丝为了帮助爱慕虚荣的父母与上流社会攀上关系，放弃尊严去认了冒牌的“本家”。按照正常的逻辑，如果亚雷真是魔鬼撒旦、猎艳高手，那么，他在苔丝到达自己家中的第一天就将其占有并非难事。然而，他所选择的却是“小心翼翼地在她身上培养感情"。可见他所注重的也是"在传宗接代的本能基础上产生于男女之间、使人能够获得特别强烈的肉体和精神享受的这种综合的（既是生物的，又是社会的）互相倾慕和交往之情”，[2（]P5）即性爱一体论。在文本中我们还发现，在亚雷身上有着许多人性的亮点。一是初次见到苔丝以后，为了赢得好感，亚雷先是送信到她家中，随后又亲自驾马车去接她。当苔丝拒绝亚雷的亲吻不肯上车时，“他眼见着自己因为行为不检，逼得苔丝徒步往前走，不时显露出一种极度懊丧的样子。”这时的亚雷，无论怎样欲火中烧，都没有一点儿伤害苔丝的行为。试想，难道“魔鬼”能这样怜香惜玉吗？二是到达德伯维尔家后，亚雷耐心地给苔丝“上课”，帮助她练习吹口哨。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