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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女性主义从理论上讲强调两性平等,肯定女性的价值观念。充满挑战性的强有力的现实主义小说《简·爱》通过主人翁简·爱的个人言说、双重性格的体现、反家庭的叙述,让简·爱顽强地一路“反抗”“、否定”了父权社会给女性施加的压力,并且在“反抗”、“否定”父权社会的过程中完成了由“孤女”到“家庭女教师”到“自立的妻子”的角色转变,从而使两性平等、女性自我的确立成为可能。简·爱的女性主义个性化特点也在大胆言说和反叛中得以实现。在传统的英国小说中,女主人公往往被描写成美丽、善良、温柔的天使,是男人的附属品,缺乏独立人格。女主人公总是被言说,这种被言说的地位使女性失去了自己的声音,根本无个性而言。夏洛蒂·勃朗特向传统提出了挑战,她以独特的叙事形式创造了“一部完全自信的、充满挑战性的强有力的现实主义小说”[1](P618),塑造了一个个性化的女性主义主角 ———简·爱。《简·爱》的叙事形式几乎是不容分说地、强烈地突出了一种立场———对女人处境的反抗,在强调的同时也突出了女主人公的个性化特征。一、简·爱是个人也是女性群体的发言者《简·爱》作为一部家喻户晓的女性小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评论更多地注意作品中丰富的自然意象、童话构架、《圣经》和其他文学作品的借喻、地点和地貌特征等文学因素的强烈的暗示性。[2](P276)而在穷家庭教师和雇主恋爱的浪漫故事中,作者则表达了类似中世纪传奇中常见的寻找“圣杯” 的主题。简·爱寻找的“圣杯”是什么,历来有许多不同阐释, 如追求精神归宿、信仰的至高无上,或追求个性的解放,或以女性原则净化原始情欲世界、使之进入文明等等。女权主义批评则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又赋予它以两性之争的政治意义,在简·爱与罗切斯特之间不仅看到了“爱”,更看到了征服与被征服的、反抗与被反抗的关系。因此,不难看出以上这些喻意和主题均是通过小说独特的叙述声音体现出来的,作为小说人物的简·爱和作为叙述者的简·爱以绝对的女性声音使小说主人公富有强烈的个性化特征,从而也使简·爱的反抗成为可能,使她以个人的也是女性的声音去言说,在女性言说中构建个性化特征。在《简·爱》里,这位失去父母的姑娘拒绝扮演那种默默不语的从属角色。勃朗特在写作伊始为主人公取名、确定阶级地位或年龄之前,就已经用女性作家所能用的最快速笔法把她塑造成一位既是个人也是女性的发言者。勃朗特让简·爱说“不”,明确了简·爱的反抗意识和反抗精神。小说中还是孩子的简·爱就获得了言说的快感,她的反抗精神有其内在的叙述约束力。这位还是孩子的简·爱坚定地表示自己在言语上对雷德夫人的不敬“绝对没错”“:简·爱,你怎么敢说这样的话?”“我怎么不敢,雷德夫人?”“我怎么不敢?因为我说的没错。”[3](P41)这种没错的言说使简·爱获得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最奇怪的自由感、胜利感,开始扩张、升腾,仿佛是挣脱了一道无形的束缚,终于挣扎着来到了梦想不到的自由之中”。[3](P42) 为了获得反抗的话语权威,使主人公的个人化女性气质更鲜明,作者让简·爱进一步表现强硬,就好像她不仅要获取一种声音,而且要获得,或者干脆就想成为这种声音本身。为了树立这种绝对权威,她必须首先压倒男性的文字权威,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她的表兄“雷德先生”。简·爱读他的书又把他的书扔还给他,这就相当于夺取了他的文字权利。牧师布洛克尔赫斯特先生在传统的家庭女教师故事中可能就是代表真理的声音,但在《简·爱》中完全是一个信誉扫地的人。对于简 ·爱有权利知道的一些至关重大的事情,罗切斯特都向她撒下弥天大谎。圣·约翰看上去尽管神圣不可侵犯,但他的冷漠却使他的声音十分呆板“:他的舌头就象说话的机器———如此而已。”《简·爱》否定了这些男性权威,简·爱成为她自己的宗教权威,她既拒绝了罗切斯特的相对主义,又否定了圣·约翰的绝对观念,为的是形成她自己的道德观。正是她的这种道德自我中心主义使得她最终与罗切斯特分手,继而又离开了圣· 约翰,这两人振振有辞的劝导对她一概无用。后来她还是回到罗切斯特身边,但这既不是上帝的旨意也不是人间的愿望, 而是“轮到我来占支配地位了。我的力量在行动,在起作用”。作为小说人物的简·爱每一次都克制住了主述自己的故事的企图;作为叙述者的简·爱也以同样的努力压制住与自己不同的想法。在那个历史时期,简·爱的声音是对权威的一次与众不同的虚构反抗。在反抗中张扬了主人公鲜明的个性化特点。[4] 二、女性的分裂和双重人格的体现夏洛蒂·勃朗特为了使简·爱的个性化特征更加突出,她又从女性的分裂与双重人格的体现入手突出人物的反抗意识。夏洛蒂·勃朗特“并不企图解决人生的问题;她甚至还意识不到这种问题的存在;她所有的一切力量,由于受到压抑而变得更加强烈,全部倾注到这个断然的声明之中‘:我爱’‘,我恨’‘,我痛苦’”。[5](P13)这种由压抑而焦虑而反抗的心理变化常常使人物处于分裂状态之中。勃朗特让一个受压抑而不能言说,最终导致疯狂和无声无息的女人充当简·爱的替身,以此表现的是“分裂中的女性形象”。《简·爱》“是一部弥漫着愤怒的、从逃离中找到健全人性的安格利亚狂想曲”,[6](P336)这部作品用精神分析的方法,阐述了在父权社会压抑下,女性的分裂和双重人格,疯女人伯莎就是简·爱。简·爱从小所受的压抑、禁闭以及被抛弃导致了她对幽禁的恐惧、愤怒,并使她人格分裂,伯莎就是简·爱被压抑的那一面,她的疯狂和愤怒既是压抑的结果,又是对此所做的反抗。她一次次冲出密室, 一次次纵火,终于使监禁她的桑菲尔德庄园化为灰烬。幽禁 ———愤怒———分裂———疯狂———反抗,这正是疯女人的历史。批评家用“镜子”意象来说明简·爱与伯莎的双重人格关系。伯莎是陌生化了的简·爱“,是简·爱最真实、最黑暗的影子,也是简·爱一直拼命想压下去的狂暴的秘密的自我。”[6](P360)伯莎作为简·爱与罗切斯特婚姻的障碍,正是简·爱为保存自我而设置的心理障碍的形象化体现,伯莎所做的事正是简·爱梦中想做的事,她是简·爱的代理人。女人的愤怒不仅对她们所生存的世界是一种威胁,而且伤害了她们自己。女性的分裂是女性的自我与合乎常规的社会化女性的对立与矛盾,因此, 只有伯莎死亡,愤怒之火熄灭,简·爱才能不再焦虑,健康地生活于男人的世界。而对于现实中的女作家来说(这些女作家正是那些遭受着更深的精神挫折的天才女性),疯狂、精神紊乱、抑郁正是她们在男性统治的文化中为实现她们的创造性而付出的代价。《简·爱》通过拒绝伯莎的女子气质成功地建构了一个敢说敢道,从不低三下四的简·爱,把她表现为合法正统的女子气形象。伯莎的声音是一个完全拒绝采用“女人的语言”、保持女人的地位的女性发出的声音,正是有了这种带有符号学声响意义的声音的对比,才使得简·爱那种敢于犯上的语言显得不出格并正常化。简·爱也并不是一个“白肤金发碧眼的洋娃娃”,而是肤色显黑,带有“野性”的孩子般的人物。这一事实表明,她已经令人担心地偏向伯莎,从而使她的声音显得有所节制。相比之下,伯莎发出的声音狂荡不羁,身体虽陷囹圄而声音却执意不绝,咄咄逼人。在这种声音构成的气势中,简·爱率直无忌的话语听起来并无敌意,显得对社会秩序终无威胁。女性主义者将女性精神病看作是压抑的产物,疯女人既是父权文化压抑下的牺牲品,又是文化的造物; 而且把她们看作是对父权文化的反抗。在对《简·爱》的分析中,她们认为,具有传统色彩的疯女人伯莎不仅是简·爱的另一面———即反抗性和愤怒的一面,而且也是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双重性的表现。三、在否定中确立女性自我在社会历史中很长一段时间,女性的价值是从社会、男性的利益出发被评定的。因此,妇女觉醒的第一步,即使对家庭的反叛,它“颠覆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两性分工模式,从而颠覆了整个文明赖以成立、赖以发展的基础”。因此,女性自我的觉醒,妇女的解放“貌似平凡,像似建设性的,实际却具有极大的颠覆作用”。[7](P211)所以,女性意识在文学创作中的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