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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中的雅各把伦敦看成文明的发祥地,称赞大英博物馆为文明的中枢神经和大脑。在伦敦的大街上散步,雅各仰望天空,感到“世界真是壮观,早升的月亮挂在尖顶上等你来赞美,海鸥高高飞翔,纳尔逊(雕像)耸立在圆柱上眺望着地平线,而世界是我们的航船”(吴尔夫,《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雅各布之屋》439) 。总之,在伍尔夫的笔下,伦敦有大英博物馆、摄政公园、海德公园、白金汉宫、议会大厦、圣保罗大教堂、伦敦桥、圣詹姆斯公园、维多利亚大街、舰队街、皮卡迪里大街、邦德街、牛津街⋯⋯那个时代令人惊叹的种种工业、技术、知识的奇迹,都与伦敦的骄傲联系在一起。《达洛维夫人》中有两个场面展现了皇室和民众的关系,让读者能够一窥帝国统治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的情形。当克拉丽莎正在花店选花时,屋外街道上一辆轿车爆了胎。轿车在停下的瞬间,立刻把窗帘拉得严严实实。这引起行人的猜测,认为是皇室的某位要人, 或是首相也未可知。谣言在街头巷尾很快传播开来,人们的神情变得庄严肃穆,纷纷驻足向那辆神秘轿车行注目礼。很快警察赶来,轿车司机对警察说了句什么,警察立即敬了个礼, 示意公共汽车退到一边,轿车随即无声无息驶离了现场。与此同时,在白金汉宫前面的广场上聚集了一小群民众,他们懒散而又耐心地守候在那里,期待能够目睹乘车出入的皇室成员。他们任意选中一辆从广场经过的轿车,向它倾注满腔的热情;当发现它与皇室不相干时,又把注意力转向另一辆车。这两个日常生活场景的安排反映出大英帝国统治的象征———皇室在伍尔夫心目中的地位:它的威权与亲民形象并举;既被民众敬畏,又得到民众的信任。这其中自然包含了伍尔夫心仪的大英帝国统治模式,以及赖以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所以,当出身中产阶级上层的克拉丽莎在上街买花途中,对伦敦的繁华稳定感到由衷的自豪时,她很自然地把这种盛世和皇室的存在联系起来,她欣慰地想到:“国王和王后都在白金汉宫里”(吴尔夫,《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雅各布之屋》4) 。踏实感油然而生。从大英帝国的文化建构过程看,殖民地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正是通过殖民地他者形象的对照,宗主国才确立了自我的“光辉”形象。正如博埃默所说:“从传统上讲,英国的民族自我向来是以一个海外他者作为对立面才得以形成的。如果说1688年时的他者是天主教的欧洲,那么随着帝国的发展,这个自我就逐渐变得需要靠殖民地所代表的相对弱小的国家作为陪衬方可得到界定了”(35) 。伍尔夫小说中的大英帝国想象也是由于海外拓殖活动及殖民地意象的存在,由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对照才变得完整起来。由于伍尔夫并没有到殖民地旅行的经验,她的关于殖民地的知识大都来自他人的转述,以及她对从殖民地来到英国本土的人的印象,这种间接体验殖民地生活的模式决定了她在小说中塑造殖民地形象的模式。在她的小说中的伦敦,居住着形形色色来自殖民地的人们,他们传播着文明世界之外的信息。如《达洛维夫人》中写彼得从印度返回后,见到每一个认识他的人,都有义务回答关于印度的事情。《岁月》中的诺思,他们在朋友和亲人圈子里露面,引起大家的好奇和关切。诺思所见之人,都要问他在非洲的牧场如何? 他也学会了用一种深沉的语调和严肃的表情谈一谈他的牧场。同时,伍尔夫在塑造殖民地形象时,常常拿它和宗主国进行对比。在她眼中,英国是真正的家,是文明的典范,而殖民地充其量只是充满异国情调,更多的则是荒蛮、蒙昧、落后之所在,是充满凶险和死亡的地方。在《海浪》中,伯纳德想象印度到处是“被践踏得满街泥泞的弯曲小巷,在许多东倒西歪的宝塔之间穿来穿去;我看见一些有雉堞的金光闪闪的房屋,看起来像在东方博览会上匆匆搭起来的临时建筑物那样,有一种摇摇欲倒的样子”(吴尔夫,《海浪》103) 。他为没有机会去殖民地看看“一个赤身裸体的人在蓝澄澄的水里用鱼镖扎鱼”(吴尔夫,《海浪》222)而感到遗憾,但他又把从地铁口涌出的印度人称为微贱的。罗达这样想象印度:“号角和鼓声响了起来。树叶分开了;牡鹿在丛林深处吼叫。传来跳舞和擂鼓的声音,就好像一些手持标枪、全身赤裸的土人在跳舞擂鼓似的” (吴尔夫,《海浪》107) 。在珍妮眼中,伦敦大街上行进的队列是“凯旋的行列”,“得胜的军队”,“他们确比那些只围着一块腰布的土人优越,比那些头发汗湿、松垂的乳房上吊着吃奶孩子的女人优越”(吴尔夫,《海浪》103) 。《达洛维夫人》中的彼得在殖民地印度生活多年归来后,觉得自己爱伦敦的一草一木,也爱自己遇见的每一个女人。他也感到,“伦敦的效率、组织和服务公众的精神”(吴尔夫,《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雅各布之屋》63) ,比东方不知道优越多少倍。他对伦敦产生了深深的皈依感,觉得回到了自己的家。伍尔夫在她的小说中,还塑造了一批殖民开拓者的形象。《达洛维夫人》中的布鲁顿夫人在战时曾组织一个到南非的远征队,这是她生命中引以为骄傲的一笔。《海浪》中的商人路易在他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张世界地图,上面标记着他在全世界的商业布局。他踌躇满志, 要用贸易传播文明,征服世界。“我喜欢给请到伯查德先生的私人办公室去,汇报我们跟中国的商业往来。我希望能继承一张大靠背椅和一条土耳其地毯。我们正在为事业的进行出力;我排除面前的疑难,把商业远远扩张到世界各地发生麻烦的地方”(吴尔夫,《海浪》 129) 。“我们凭着共同的努力把一艘艘船只派往地球上最遥远的地方⋯⋯我们肩负着世事的重担”(吴尔夫,《海浪》130) 。《海浪》中的波西弗是伍尔夫精心塑造的一个帝国英雄,他是令同伴和朋友都感到骄傲的帝国之花,肩负着在印度启迪蒙昧,把印度人从水深火热的苦难中拯救出来的使命。伯纳德曾想象过一幅波西弗在印度施展其卓越统治才能的画面: “一对阉牛拉着低矮的牛车走在烈日烤晒的大路上。车子笨拙不灵地摇来晃去”(吴尔夫, 《海浪》103) 。这辆车子不幸陷进泥里,印度人乱哄哄却毫无办法,这时波西弗来了,他“靠贯彻西方的行为准则,运用了他惯用的粗暴语言,不到五分钟牛车就被扶起来。东方的难题终于被解决了。⋯⋯人们紧围着他,把他看成是⋯⋯一位神”(吴尔夫,《海浪》103) 。伯纳德感到如果波西弗能够活下来,他将会“出入宫廷,会一马当先统帅一支部队,去推翻某个万恶的暴君,然后再凯旋归来的”(吴尔夫,《海浪》116) 。不幸的是,这朵帝国之花却在印度夭折了。波西弗坠马而死后,奈维尔感到“世界的光熄灭了”(吴尔夫,《海浪》115) 。三、对帝国的反讽与解构伍尔夫在盛赞帝国文明秩序、塑造帝国英雄形象的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帝国所面临的内忧外患。他辛辣地讽刺了帝国统治者的愚蠢、傲慢和骄纵,深刻揭示了宗主国内部的阶级矛盾,以及战争动摇帝国的根基的过程,为大英帝国的解体唱出了一曲无尽的挽歌。《达洛维夫人》描写了一群统治阶级的成员,他们是帝国的忠诚捍卫者。作者分析了他们的心理和行为原则,借此对晚期帝国的痼疾进行了诊断。布鲁顿夫人有着显赫的家世、尊贵的地位,她以曾经卷入一桩臭名昭著的宫廷阴谋,并在印度三个总督家住过而得意,在战时她曾组织过一个到南非的远征队。她“念念不忘大英帝国”,英国“这个血性男儿的岛屿,这片亲爱、亲爱的土地已溶进了她的血液之中”(吴尔夫,《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雅各布之屋》160) 。她渴望自己“能够戴着头盔拉弓射箭,能够统领军队攻击敌人,能够不屈不挠地以公正统治群蛮,最后静卧在教堂里盾形徽章之下”(吴尔夫,《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雅各布之屋》161)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以帝国的捍卫者自居的贵夫人,却受到性别和逻辑欠缺的局限,连给《泰晤士报》写一封信“比组织一个到南非的远征队还要费劲”(吴尔夫,《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雅各布之屋》98) ,只好请来达洛维和休与她共进午餐,叫两位先生替她捉刀。小说讽刺她如果为国捐躯,最后静卧在教堂里盾形徽章之下的尸体一定是“腐烂得没有了鼻子”(吴尔夫,《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雅各布之屋》161) 。医生威廉爵士没有布鲁顿夫人那样显赫的家世,但他靠老练机智以及“恰如其分地”索取高额诊疗费而富贵,被封为爵士。他的治疗理论是“均衡”,依据这种理论,他把精神病人隔离起来,禁止他们生育, 使他们无法宣传他们的观点,“直到他们也具有他的均衡感为止”(吴尔夫,《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雅各布之屋》89) 。威廉爵士认为这种均衡理论会“将主要因出身低贱而引起的反社会冲动压制住”(吴尔夫,《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雅各布之屋》91) 。小说讽刺地写道:“由于威廉爵士崇拜均衡,他不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