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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支持和赞赏。但这不是霍桑对海丝特做出的评价和判断。仔细揣摩,我们发现霍桑认为这样的女性是不被社会所包容的,于是她沦为一个“看不见的”边缘人物。她“孤立无援,与群体活动和群体意识相对疏离”,在生存的夹缝中惘然四顾,缺乏归属感,经历着精神上的无家可归的磨难,成为男性社会中的“畸零人”[7]。而海丝特为了重新溶入社会只能向清教势力忏悔。海丝特的思想行为为社会所不容,而且细读文本,我们也看到,暗暗地,作者对她的支持逐渐变得暧昧了,他与她逐渐拉开了距离,作者一边赞扬海丝特对女性权力的追求,但与此同时,在论述中却对这种支持和赞赏表现出越来越不确定和模棱两可的态度。我们先来看一下市场审判这一场景。集市中, 唧唧喳喳的那群妇女是当时的社会虔诚清教徒的典型或代表。她们的身体“结结实实的”,有着“宽厚的肩膀、丰满的胸脯和又圆又红润的双颊”,说起话来都是粗声粗气,直截了当。霍桑对她们的描写突出了清教徒诚实、节俭、勤勉等品质。对海丝特将受到的惩罚“,一个凶相毕露,半百老娘”说,应该由她们这些上了年纪,在教会里有名声的妇道人家来处置海丝特,她们的处罚,一定比地方长官们给她的判决更为严厉。当然,她们是不具有这样处理公共事物的权利的,因为妇人被看作生来就缺乏理性,所以被排除在公众生活之外。这一群以维护道德为名义的女人,盼望着书中的男性法官和市镇当局给海丝特残酷无情的惩罚。然而,书中描绘的男性法官要比女人们公正而且富有同情心。身受宗教习俗束缚的妇女比男人更坚决地想捍卫这种教规。我们有理由认为那群妇女作为代言人表达了霍桑所认同的男权主义社会意识和宗教观点。而海丝特以强大的力量忍受社会给予她的惩罚,甚至无视并美化这种惩罚, 表明了实际上迫害的无效,于是,迫害她的清教文化的恶毒与残酷性缓减了。霍桑在抨击清教法律和专制文化的同时已然弱化了这种批评。妇女是由于不幸的社会、命运的压力而变成了女权主义者。年轻貌美的海丝特,因年轻无知和家道衰落而嫁给了年老体残的齐灵渥斯。虽然齐灵渥斯由于自身的畸形、老朽,对知识所谓的追求,对海丝特欲望的忽略造成了海丝特对他的背叛。但对强调家庭伦理观念的霍桑来说妇女是因为放弃了作为女人的本性,违背了女人的自然角色,所以才会处于逆境,孤独。连山林中象征光明和崇高的阳光,也躲躲闪闪地不愿照到带红字的女人身上。原始森林在浪漫主义者认为它象征着自由。在象征自由的山林里,霍桑明确地批判了海丝特的野性,和到“一片未受人践踏的、未受基督教化的,以及还未受法律管辖的地方[去]呼吸莽莽荒原的自由空气”的想法(183 页)。霍桑指出那是“一个没有屈服于人类法律的, 也没有被高雅的真理照射过的大自然”(185页),充满寒冷、阴暗和悲伤。很显然霍桑认为海丝特的个人光辉无法使山林变得灿烂明亮,即以富勒为代表的女权主义者所设想的一个摆脱束缚、充满自然和谐气氛的自由理想社会是无法实现的。在新大陆,齐灵渥斯失踪了两年,回来后,他发现海丝特背叛了他,和情人生下了一个孩子。对私生子的态度,我们可以从霍桑对他的朋友富勒的评价中看出。当他的朋友,玛格丽特·富勒忽遇暴风雨全家遇难后,霍桑审察了富勒一生的全部观点,当他发现她有一个非婚生子时,他说:她本来可以使自己成为最伟大、最聪明、最好的女人,但到后来,她却依赖于那强大、深重、不可信的,而且在许多方面都有缺陷的罪恶的本性,因此,由于她所做的事情,她注定要早死。因为富勒逾越了一个女人的界限,她的本质是恶的[8]。海丝特爱情的结晶珠儿,在霍桑的眼中,是天生的罪恶的产物,是“秉承神秘莫测的天意降生的,是在一次罪恶的情欲恣行无忌的冲动中绽开的一株可爱而永不凋谢的花朵”(77页)。她“是儿童世界的弃儿”“,一个邪恶的小精灵,是罪恶的标志和产物” (81页)。这一点,暗合了早期清教教规对孩子的谴责。早期的清教徒强调孩子生来就是邪恶的,在他们的眼中小孩子一开始便是反叛的,有罪的[9]。对珠儿的否定描述,间接说明了海丝特为代表的妇女的独立意识和自由思想在霍桑看来只不过是罪恶。与其祖父威廉·霍桑在历史中对待妇女的态度一致,霍桑否定了女人的越轨行为。如他对富勒所作的评价,妇女如果违背了她们的天性便没有好结果。海丝特开始因背叛了丈夫而受了惩罚,直到书中的最后,她也没能逃离魔咒。为了拯救爱人,她与丁梅斯代尔商定并精心安排了出逃计划,但在最后, 她被丁梅斯代尔抛弃了。丁姆斯戴尔的死宣告海丝特今生与他相聚的所有希望落空,证明她今生为追求浪漫主义式的平等的爱所付出的漫长的艰苦努力都付诸东流。看到他那似乎能穿透到死后永恒的明亮的双眼,海丝特急切地问他们在死后的永生可否相聚,然而,丁姆斯戴尔连此也作了否定的回答。此举宣告丁姆斯戴尔又一次地背叛了她的爱,彻底抛她而去,彻底宣判她追求自由、独立的爱的徒劳,而为此,她付出了美丽的青春,一生的幸福。所以她有意识地回到了那令她受辱、令她痛苦不堪的市镇,自觉地重新带上了那红字,重新背负起耻辱。作者在此特介绍说,她回来是因为这里的生活对她来说更真实,她曾在这里犯罪,她还需回来继续忏悔。而且作者是明确说明她是回来悔罪的,表明她象清教徒那样在看她过去的行为,并且象清教徒那样认识到了忏悔的重要性。对于她的女权主义理想,虽然作者还最后一次地让她作了畅想,表面上似乎是在颂扬她的坚强信心,是她追求浪漫主义理想的胜利,但事实上紧接就让她自己宣告了她的女权主义目标的破产,并且说明是因为她自己因罪恶而不清白,不能揭示男女能平等生活的真理,再次突出了海丝特认同了清教社会对她的审判和人性观。从不认为自己有罪,到上穿粗布做的、颜色暗淡的衣裙,用帽子遮藏美丽的秀发,海丝特首先在外形上向清教徒靠拢, 到最后重归罪孽之地,穿上灰袍,带上红字。而红字也从最初的“奸妇”(Adulteress)变成了“天使”(An2 gle)。海丝特最后的回归,证明霍桑仍没有脱离当时传统的宗教和社会意识影响。[10]这也是霍桑对女权主义理想的彻底颠覆。尤其是珠儿的转变,进一步说明了他脑子里根深蒂固的父权观念。故事的前面写道,珠儿因为环境的关系,不能正常地与人交往,也不想广泛结识各种各样的人,所以她缺少玩伴。她利用各种东西作为自己的玩偶,把自然想象成自己的敌人。“她对她自己心灵和头脑所产生的这些人物都抱有一种敌对情绪。她从不创造一个朋友,总像是在播种龙牙,从而张出一支敌军,她跟他们冲杀。……如此年幼的孩子便能时刻认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敌对的世界,从而狠命地锻炼自己的力量,确保在未来的斗争中取得胜利”(83页)。作为社会新生力量的珠儿, 似乎是续海丝特之后的又一个女权主义者。但在故事的结尾处,珠儿的性格和命运出现了戏剧性的转折。丁梅斯代尔的忏悔和死亡使她第一次流下了泪水,同时宣告“,她将同人类同甘苦共患难,一起成长,不再与世界作对,而要做世上的一名妇女。”(233 页)后来,珠儿接受了养父齐灵渥斯的馈赠,在大洋彼岸结了婚,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华尔特·赫尔伯特指出“,小珠儿的形象反映了在霍桑的女儿身上令他非常头疼的气质,但是最后她被拯救了。那就是说, 霍桑围绕着珠儿进行了一系列的治疗运动,其中包括对她的困难的诊断和疗病的处方。基于性别的范畴而言,他的考虑是很自然的,而且他定义了他希望他女儿今后将形成的女性气质。”[11]此处,霍桑所说的“妇女”,就是指服从当时社会公认的道德和伦理标准,即清教教规,的妇人。综上所述,霍桑在他的小说中,塑造了一个违背当时社会公认的女性道德的妇女,她(或者她们)身上具有女权主义者或者他所熟悉的强大女人的某些特点,霍桑对此有赞赏的方面,但更多的是加以批评。在对海丝特的赞同和批判中,霍桑似乎在寻找一个可以逃避的中间地带,他既有保持独立个性的空间,又不去触犯社会中已存在的法律教规。但这种兼容性的空间在现实中并不存在。社会为维护其秩序对人类本性的束缚与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