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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尖锐的社会问题 ———谁该为战争中女性 (尤其是农村妇女 )所遭遇的集体性侵犯负 [12]责 ? 。此外 ,《红与黑》文艺副刊不少随笔、杂感尖锐批判了“骂架 ”成风、文人追名逐利、高谈阔论而不事创作的文坛陋习。例如林木的杂文《中国人真容易了不起》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当时文坛的浮躁功利:“……在所谓文坛里面 , ……不必有怎样的成就 ,只要出了集 ,或者只要创作了 [13]几篇 ,翻译了几篇 ,于是乎便都成了家 ” ,《麻将牌与中国民族》从五花八门的“麻将迷 ”中特别注意到那些“自命于智识最高阶级的文人们 ”。作者辛辣地指出:这些“什么诗人呀小说家呀 ”也难免“来四圈 ”,而“来四圈 ”就能“过 [14]瘾者 ,实在是一种超乎普遍的罕见。……” 其实对作家胡也频、沈从文、丁玲来说 ,对光怪陆离的文坛说三道四 ,诉苦发牢骚并不感兴趣 ,他们最渴望的依然是独立创作 ,不受制于文坛无意义的门户纠葛、政治与商业的威逼利诱 ,《中央日报 ·红与黑》文艺副刊显然不是他们的理想所系 ,而是创办自己独立的文学刊物 ,这个执着而美丽的梦想早在胡也频、沈从文、丁玲流浪北京、投稿四处碰壁的 1925年便开始了。从报纸副刊的基本特征看 ,副刊是报纸的具有相对独立的编辑形态 ,它有自身独特的文体选择、作家群、读者群和相对稳定的编辑特色 ,有整体上的文化或文艺色彩。一般情况下 ,报纸并不干预它的日常工作 ,副刊编辑的独立性使一张政治背景复杂的报纸也可以有一张进步的副刊 , 这种情况在解放前屡见不鲜。最典型的是民初名噪一时的“四大副刊 ”———《民国日报 ·觉悟》、《时事新报 ·学灯》、《京报 ·京报副刊》、《晨报 ·晨报副刊》,都有复杂的政党背景 ,但由于新文化先进知识分子担任了文艺副刊主编 ,凭借主报发行面广、出版迅速的优势 ,它们和《新青年》、《新潮》以及 1920年代前期的四百多种报刊一道 ,积极拓展新文学话语空间 ,组成了新文学传播的强大阵容 , 成为孕育现代中国文学最初的沃土。然而文艺副刊的独立性毕竟是相对的、暂时的、脆弱的 ,仍然要受制于整个报刊的新闻性质、类型格调以及整体编辑思路的调整变化 , 何况《红与黑》依托的是国民党最权威的党务报刊 ? 比如 , 《红与黑》于 1928年 10月 31日的停刊原因不全是丁玲所 [15]说的“我们逐渐懂得要从政治上看问题 ” ,也与 1928年年底国民党调整文艺政策 ,把《中央日报》由上海迁往南京 [16]以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有关。相形之下 ,同人刊物来自这方面的掣肘就小多了。它本身就是具有相同志趣和美学主张的文人一起编辑刊物的产物 ,有一批固定的作家群。刊物体现着同人精神 ,同人的主张意旨不必一致 ,但应坚守某些共同的精神底线。凌宇先生对维系胡也频等三人彼时的精神共识有精辟的概括:“虽然沈从文和胡也频、丁玲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 无形中开始出现了并不完全一致的理解 ,却共同不满意于掺杂着某些意气用事的无休止的理论论争;对文学商品化 [10]倾向又怀有共同的不满与厌憎。”然而 ,同人刊物最大的问题在于其凝聚力通常不大 ,往往内部分歧一起 ,刊物就会人去楼空 ,丁玲、胡也频等三人苦心经营大半年的《红黑》月刊停刊即如此。二 1928至 1929年 ,随着新书业消费市场的形成 ,当时的文坛兴起了一股作家“下海 ”办出版的热潮 ,如刘呐鸥、施蛰存等创办新一线书店 (后改名为水沫书店 ) ,胡适、徐志摩等新月派文人创办新月书店 ,陈望道等创办大江书铺 , ……尽管憎恶文学商品化 ,但新书业的勃兴毕竟为像丁玲、胡也频、沈从文这些刚在文坛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契机 ,他们自由组合 ,纷纷自办书店、出版社等具有明显营业性质的“文学工场 ”,出版丛书及文艺月刊 ,这样不但有更多机会出版自已的作品 ,与同行展开自由竞争 ,还可以绕过书商的盘剥 ,更好地保护自己合法的版权利益。还在主持《中央日报 ·红与黑》副刊时 ,丁玲三人便积极筹备创办红黑出版社事宜 ,计划出版《红黑》月刊及系列丛书。“自己搞出版工作 ,小本生意 ,只图维持生 [15]活 ,兼能出点好书。” 因此 ,《红黑》月刊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商业投资行为 ,它的经营运作势必要遵循商业规则及文学期刊的自身规律。对照《红与黑》文艺副刊欲扬先抑的低调亮相 ,《红黑》月刊的登场可谓浓墨重彩 ,风光无限。1929年 1月 10日《红黑》创刊号正式出版即一炮走红:“《红黑》第一期仅在上海就卖出了近 1000本 ,这在当时 ,是一个极可观的数目。北京、厦门有朋友愿意为他们帮忙发行;武汉、广州也有朋友陆续来信 ,希望他们能够多寄一些。种种情况使他 [10]们高兴得脸上发红 ,预备各期增印到 5000份。”然而我感兴趣的是:在出版业如此发达的 1929年春的上海 ,何以由三个文学新人创办的杂志一出现就能产生这样好的商业效果呢 ? 这种商业背景如何建构起《红黑》与《红与黑》之间的内在勾联 ? 在多大程度上造就二者之间的不同 ? 在我看来 ,除了因为创刊号登载了皆有“天才作家 ”美誉的沈从文的小说《龙朱》、丁玲对妓女心理有大胆出位描 [17]写的小说《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之外 ,可能还包括以下两点: 首先在于注意为“红黑 ”出版品牌广告造势。早在 1928年 10月 26日第 47号《中央日报 ·红与黑》即刊登《〈红黑〉创作预告》,说明“我们希望因了修养与训练 ,可以用作品来作证据 ,将文学价值提高到时行的一般低级趣味以上 ,故筹备一种月刊 ,继续红与黑 ,所以便有了红黑创作 ”,尽管出于刊物定位“不只限于创作 ”的考虑 ,以及“近于印刷所和经济 ”方面的缘故 ,《红黑创作》改名为《红 [18]黑》,刊物周期也由原计划的周刊改成月刊 ,但重点仍在突出“红黑 ”二字。1929年 1月 11日《红黑》创刊号正式出版的第二天 ,上海发行量最大的老牌报刊《申报》刊登了《红黑》创刊号目录广告及“红黑丛书 ”之一《也频诗选》、沈从文著《男子须知》书籍广告 ,发布了丁玲、沈从文、胡也频三人的“红黑丛书预告 ”八种 ,并且非常醒目地刊登了一则启示:“红黑出版处所有月刊书籍第一次营业优待批发 ! 凡本外埠同业来本出版处用现款批购月刊书籍者照实价皆照定价七折 ,一次现批满五十元以上者并有其他优待 ,用现款预定红黑全年十份者可得十四份之优待 (一切优待二月底为止 ) ”,这样将《红黑》月刊、“红黑丛书 ”与红黑出版社捆绑在一起 ,以整体姿态推介“红黑 ”出版品牌 ,再加上优惠条件 ,难怪会引人注目了。其次是巧妙借用《中央日报 ·红与黑》的市场知名度。《红与黑》终刊于 1928年 10月 31日 ,而《红黑》于 1929年 1月 10日创刊 ,二者在时间上仅隔 2个月 ,且刊名只有一字之差 ,这是否别有深意呢 ? 虽说难下断语 ,但有两点颇耐人寻味:第一 ,事隔六十年 ,当时和胡也频三人交往甚密且几乎同时开书店的施蛰存回忆起沈从文、胡也频、丁玲 1928年租住法租界萨坡赛路筹办刊物、出版处的情景时 , [19]将《红黑》月刊混淆成“《红与黑》” 。记忆的模糊或许归因于岁月的流逝 ,但反过来想 ,某种程度上不也说明二者刊名的相似易使读者产生错觉吗 ? 施蛰存尚且如此 ,何况一般读者 ? 第二 ,围绕刊名的宣传 ,《红黑》月刊显得异乎寻常的热情 ,可谓做足了文章:创刊辞标题就叫《释名》, 主旨在解释名字的喻意:“红黑两个字是可以象征光明与黑暗 ,或激烈与悲哀 ,或血与铁 ……我们取用红黑为本刊的名称 ,只是根据于湖南湘西的一句土话。例如‘红黑要吃饭的 !’这一句土语中的红黑 ,便是‘横直 ’意思 ,‘左右 ’ [20]意思 ,‘无论怎样都得 ’意思。……” ,但此文劈头第一句话似乎还暗藏着说明名字由来的用意:“初次和本刊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