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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霍桑的《红字》作文本的法理分析后,我们发现,霍桑虽然在小说中把女主人公海斯特描写成了一个反抗当时社会意识和宗教统治的女权主义运动精髓的人物,但是霍桑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女权主义者,他仍没有脱离当时传统的宗教和社会意识影响,海斯特最后的回归正说明了霍桑对女权主义理想观作了彻底的解构与颠覆。 (一)女权主义法律观的产生源自于私有制的发展,男女两性最初的原始的平等状态被打破;而女权主义法律观作为一种妇女权利进入社会政治领域则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十八、十九世纪,由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妇女开始走出家庭,参与到公共生活领域之中,因此妇女要求享有与男子同样的权利,诸如财产权、继承权和政治自由权等,于是追求与男子平等的权利就成为妇女解放运动的核心内容。女权主义者发现,女性一直受制于男性的统治不光表现在生理和心理方面,更主要的是表现在文化的认知和评价方面。正如著名的女权主义者西蒙·波伏瓦所言,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造就的,也就是说,女性的“温存”、“柔顺”等一系列与此有关的角色限定不是由生理特性所决定的,而是一些成见、法律和习俗等文化观念和社会性构作。因此,“第二性”作为“女性”的替代可以弱化传统观念强加于女性身上的各种文化限定。在此基础上,女权主义更强调创造一种独立的、不受男权文化影响的,或者说与男权文化相对应的女权文化[1]。与此相应　,女权主义法学除了“提出女人的问题”外,还提倡女性积极地投身于司法实践中,从总体上提出一种女权主义的法律观。女权主义法律观概念的界定是建立在男性和女性在心理和生理方面的基本差别之上的。一般说来,这种观点将喜欢技术性差别的人描述为男性意向,而采用同情理解的人被描述为女性意向。由此形成强调逻辑推理、严格规则和自我中心的男性法律观,和强调总体理解、衡平正义和普遍关联的女性法律观。“男性法律世界观从案件的丰富特殊性中抽象出几个显著的事实并使它们在法律上起决定性作用。这就是规则之法———也就是规则的作用。而女性法律世界观更情愿将判决基于案件的全部情况不为要求闭眼不顾全体的规则所限制,不为决定必须服从普遍的和‘中立的’原则所麻烦。”[2](508)在此基础上,波斯纳提出女权主义法律观和男权主义法律观相对应的“法律对立概念表”;从这一法律对立概念进一步展开,则可以说“男性的法律观就是法律实证主义的法律观,女性的法律观就是自然法的法律观。”[3] (二)十九世纪美国著名浪漫主义小说家纳撒尼尔·霍桑在他的经典作品《红字》中,描写了一个反抗当时社会意识和宗教统治的女权主义运动精髓的人物:海丝特。十九世纪,霍桑所生活的时代,女权主义运动续十五、十六和十七世纪早期妇权主义运动发端之后,继续向前发展。这一时期的女权主义法律观不光将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变化上,更是期待更广阔的文化革新。以玛格丽特·富勒等为代表的女权主义者期待着和平、平等、协作互助以及和谐的社会生活管理法则[4](146-471)。玛格丽特·富勒在她的《十九世纪的妇女》中　,谈到了妇女的顺从和没有地位,听从男人的训导和教诲,无论此种教诲是对还是错[5](227-229)。尽管最终霍桑还是认同了他的时代普遍的妇女观念,但他作为富勒的朋友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种思潮的影响,而且在他的代表作《红字》中反映了这种运动思想。在小说《红字》中,他将海丝特描写成了一个反抗当时社会意识和宗教统治的女性斗士。霍桑将犯了情欲之罪的海丝特描写为全镇最美丽的人。尤其是对海丝特站在邢台上的形象作了积极正面的刻画,她穿着自己设计和缝制的精美服饰,上面还绣着绝妙异常的红字(字母A,Adulteress奸妇之首字母)。从她身上迸发出来的天然的女性美,宛如监狱旁边的野玫瑰。当她怀抱婴儿站在邢台上接受审判和惩罚时,海丝特“这个美丽的妇人,她那美丽如画的服饰和神采,以及她怀中的婴孩,自然地会令清教徒想起圣母的形象……想起那个怀抱为世人赎罪婴孩的圣洁清白的母亲[6](48)。海丝特的形象表达了她追求美的天性和自由奔放的气质,更表现了作者对她敢于反抗清教教规,打破社会习俗束缚,追求爱情和完全的自由的人性的肯定。海丝特不仅在男女关系方面,还通过对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拒绝表达了她与清教社会的针锋相对。海丝特因犯了通奸罪,所以被当权者逼迫在胸前佩带象征耻辱的标记的字母,怀抱着婴孩,被罚站在邢台上示众,并接受权利机构中的英明贤达之士的审判。当他们用布道般的语言,以拯救海丝特的灵魂为借口,诱导她说出同伙的名字,以便惩罚犯大诫的罪人来净化社会时,海丝特果敢而坚决地回答:“我不说!这红字烙得太深了,你无法把他取下来。但愿我能忍受住我自己的痛苦,也能忍受住他的痛苦!”[6](59)[8]在男性话语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男性是语言的垄断者:从语言的产生到具体运用,从语言的解释到意义的规定、规则的制定,男性自始自终拥有控制和支配权。海丝特,没有沦为“失语的大陆”,用女权话语表达着自己的思想。海丝特用言语回击了审问,否认自己有罪,替心爱的人承担了罪责,表明了她追求自由、爱情的精神和勇于承担后果的勇气。为了保护她的孩子,她不仅敢于和世俗的力量作斗争, 更无畏地挑战宗教和神的权势。海丝特是个劳动者,不是男人的附属品。在被放逐期间,刺绣为生,赢得了尊重。监禁期结束后,海丝特作为一个流放者“在城镇的郊外,在半岛的边缘处,但又不靠近任何别的居民区”的地方开始了孤独的隐居生活。她以做针线活为生养活自己和正在茁壮成长的婴孩。与大多数身处与海丝特同时代的妇女不同,海丝特不靠依附于男人而生活,她独立而坚强,并竭力救济和帮助比她更需要帮助的人。孤独的生活使她的生活从情感和情欲转向思想,这同时也表明海丝特对社会的反抗已转到了思想方面。她开始重新审视人类所建立起来的一切,构想如何推翻整个旧体制和重建新秩序。作者这样来赞赏她活跃、开放和解放的思想:“比军人更勇敢的人则推翻和重新安排了———在理论范围之内,而非实际上———旧偏见的完整体系。”[6](147)如此的话语说明海丝特的思想行为具有颠覆性,她预言并致力于男权社会的彻底变革,尤其是体现男权统治的清教思想,谋求人与人之间(特别是两性之间)的平等和幸福。海丝特指点和安慰许多受伤迷茫的妇女说:“到了某个更光明的时期,在世界为此做好了准备的时候……必将显示一个新的真理:男女之间的全部关系将建立在一个双方幸福的更可靠的基础上。” 　[6](240)如伊莱恩·肖华尔特所说:“女权主义批评就是要重新确立经验的权威。”海丝特的话表明她对现存社会的思索,表明了她渴望用女性传统替代男权统治社会,或者建立一个具有女性传统为补充的新的社会秩序。至此,霍桑创造了一个女权主义运动精髓的人物:她坚持自己的人格独立,精神自由,充满着反抗精神,坚持妇女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等。 (三)在《红字》中,霍桑把自己的女性主义意识融入作品中,通过对海丝特个性的着力刻画再现了霍桑对海丝特自我意识、生存价值的肯定,并通过对故事中男性人物、清教男权社会对海丝特的伤害、贬抑、排斥的描绘,揭示了女主人公处于“边缘”地位,表达了自己对女性的同情,揭露和批判了男权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厌女意识及女性被压抑的现实。霍桑在小说文本中用大部分章节来刻画海丝特这一女性人物,从而奠定了海丝特在“红字”世界中的“主体”地位。此外,霍桑把丁姆斯代尔的软弱和对命运的无助同海丝特的坚强和对不公的命运的抗争进行对比,颠覆了男权社会把女性作为“客体”的传统观念,在自己的想象的世界里为海丝特赢得了一个“主体”的位置,表达一种潜在的女性主义意识。至此, 霍桑似乎站在女权主义的立场上对他的女主角提供了足够的同情、理解、支持和赞赏。然而通过解读在《红字》中对女性气质的理解和界定,我们可以看出霍桑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女权主义者。在小说中我们发现霍桑认为海斯特这样的女性是不被社会所包容的,于是她沦为一个“看不见的“边缘人物”,她“孤立无援,与群体活动和群体意识相对疏离”,在生存的夹缝中惘然四顾,缺乏归属感,经历着精神上的无家可归的磨难,成为男性社会中的“畸零??人”。海丝特为了重新溶入社会只能向清教势力忏悔。海丝特以强大的力量忍受了清教社会给予她的惩罚,甚至无视并美化这种惩罚实际上正是表明了这种“迫害”的无效,于是,迫害她的清教文化的恶毒与残酷性缓减了。这本身就说明,霍桑在抨击清教法律和专制文化的同时已然弱化了这种批评。海斯特最后到重归罪孽之地,穿上灰袍,带上红字。而红字也从最初的“奸妇(Adulteress)变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