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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其代表作《到灯塔去》中,塑造了一位大地之母形象的女主人公———拉姆齐夫人。作者对这位出色的女性形象赞誉有加,然而,通过细读和严格的定性分析,我们发现在这位近乎完美的女主人公身上,时常会显现出她对自身处境的困惑与不满。实际上,通过拉姆齐夫人这一人物形象,伍尔夫探讨了妇女的两难处境这一主题,从而表现了作家的女性主义立场的一个侧面,即对妇女在社会中的定位的思考。《到灯塔去》出版于1927年,通常被认为是伍尔夫最出色的里程碑式的作品。[1]这是一个关于一家人十年前的愿望在十年后达成的故事。伍尔夫在小说中以其母亲为原型,塑造了一位大地之母形象的女主人公———拉姆齐夫人。这一人物形象似乎就是完美女性的代言人,她被某些评论家看作夏娃、圣母或女神的化身。[2]她美丽、善良、智慧,是家庭的核心,也是男人追逐和女人嫉妒的对象。正是在拉姆齐夫人身上,伍尔夫体现了她独特的女性主义视角:作家的家庭观和她对人与人之间复杂关系的探讨,以及她对妇女在社会中的地位的思考和她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矛盾立场。在她看来,女性本身就带有多重定位的可能性,她同时属于不同的异质范畴。一、女人的家庭属性———母亲与妻子伍尔夫首先肯定了女性成员在家庭中的中心地位。在小说中,伍尔夫对拉姆齐夫人的第一个定位是慈爱的母亲。没有人能否认母亲在家庭中的重要地位。“每个普通人都会这么认为,在所有的中产阶级和底层社会中,母亲是双亲中最有机会影响一个家庭的道德教育的人。”[3]在拉姆齐家的八个孩子中,作者着重描写了年龄最小的詹姆斯。通过这一人物 ,作家创作出这样一种家庭模式:美丽温柔的母亲+严厉内敛的父亲+敏感早熟的孩子。其中,母亲是维系家庭成员关系的纽带与精神支柱。小说的一开始是一幅温馨宁静的母子亲情的画面,而父亲的出场突兀地破坏了母子间的和谐与宁静。詹姆斯对于父亲的反应是:“要是手边有一把斧头,或者一根拨火棍,任何一种可以捅穿他父亲心窝的致命凶器,詹姆斯在当时当地就会把它抓到手中。”[4]这种俄狄浦斯式的感情的产生具有明显的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学原因。母亲的安慰与鼓励点燃了孩子的理想,而父亲的冷静与理智一次又一次地将孩子拉回到残酷的现实中。通过对比,伍尔夫肯定了女性温柔的特质,赞扬了母性的光辉。伍尔夫终生没有成为母亲,也在终生缅怀她的母亲,这始终是她的遗憾与温柔记忆。母亲的慈爱温柔与父亲的严厉对于孩子的成长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影响,母爱沉淀成了孩子心中永不改变的温柔,而只有在拉姆齐一家终于到达了与拉姆齐夫人一样代表爱与和谐的灯塔时,父子之间的矛盾才得以化解。拉姆齐夫人在小说中的第二个身份是温柔可爱的妻子。伍尔夫对于良好的夫妻关系持肯定态度。对于拉姆齐先生来说,夫人就是他“房间里的天使”。[5]拉姆齐夫妇相爱至深,拉姆齐先生是拉姆齐夫人最尊重的人,而拉姆齐先生的暴躁脾气也总是在拉姆齐夫人的温柔面前销声匿迹。生活虽然给他们带来了无尽的苦恼,然而他们之间深切的爱情为他们排除了一切困扰。拉姆齐夫人去世之后,拉姆齐先生仍无法忘却对她的感情:“他伸出双手,但一切空空如也。”(P193)淡淡的惆怅与忧伤,浓浓的怀念与深情便跃然纸上。伍尔夫对于家庭的信任与期望与她的切身经历相关。小说出版于1927年,伍尔夫夫妇成婚已15年,丈夫的全力支持使伍尔夫在婚后能够全力创作并不断取得骄人的成绩。20年代是伍尔夫小说创作的高峰。她已出版了《出航》(1915),《夜与日》(1919),《丘园纪事》(1919),《雅各布的房间》(1922),《达罗卫夫人》(1925)等重要作品。稳定的婚姻生活使伍尔夫受益非浅,她自己的以及她父母的婚姻的成功使她对婚姻持有肯定态度。这样看来,伍尔夫并不是一个极端的女权主义者,她并不反对妇女们献身家庭,并肯定了女性在家庭中的重要地位。拉姆齐　夫人对于一家人来说代表了亲情、家庭、爱与希望。她的热情、坚定、稳健与平和弥补了孤立的人与人之间的裂痕。在她看来,定位于家庭的主妇同样可以实现她们的价值:在家人和朋友身上,她们的才能可以得到发挥和报答,这并非是伍尔夫对男性霸权社会的维护,而恰恰是她对于女权主义运动的另一思考,即女性的才能在家庭中也可以得到发挥,并通过这种方式取得成功。二、女人的社会属性———美女与才女伍尔夫在肯定拉姆齐夫人作为一位优秀的家庭主妇的同时,也展示了她作为一位有思想的独立女性的另一面。“个性”(identity)这个词在伍尔夫看来有着特殊的意义。她认为,传统的西方家庭模式压制了女性,造成了她们的经济依赖性,女人应该摆脱这种社会结构,来建立她们自己的独立的“个性”。[6]而实际上,根据女性主义的著名论断,“女人不是生就成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7在长期的社会历史的发展中,社会对于女性的定义是“第二性”,是存在于社会边缘的“他者”,这样就造成了女性在男性眼中的客体存在。女性只不过是男性的种的工具,在这里, “性别”是一个不同于“性”的心理学概念。男性和女性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社会为他们(或她们)所规定的文化意识。[8]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之下,男性被认为是理智的、强健的和智慧的,而女性则是冲动的、软弱的和愚昧的。男性眼中的理想女性就应当像拉姆齐夫人一样,是美丽的妻子和慈爱的母亲。虽然伍尔夫并不否认贤妻良母式的女性在家庭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对于女性的独立“个性”的追求又使她陷入了矛盾的境地。于是,小说中的另一女性人物莉丽同拉姆齐夫人形成了对应。不同于拉姆齐夫人美女的定位,莉丽是才女,一个外表平凡的老处女,于是,她的存在成了拉姆齐夫人的补充与印证。“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巴认为:女性文学作品中的角色往往是作者的替身(double)。”[9]她们认为,由于受到父权制文化传统的压制和禁锢,妇女作家们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替身”的策略来表达她们的痛苦与愿望。在小说中,如果说拉姆齐夫人更多地体现了伍尔夫的母亲的特征,那么,莉丽则更多地是伍尔夫本人的反映。同伍尔夫一样,莉丽在保持自我的独立的个性的同时也失去了社会所认可的贤妻良母的身份。而当时的社会标准是 ,一个女人只有走进家庭,才能获得社会的承认。“在具体的生活经验中,妇女要提供床上‘服务’和家事‘服务’。女人惟有在接受此种服役时,才能获得一种被承认的地位。”[10]莉丽既然不符合这一标准,就无法像拉姆齐夫人一样得到社会的承认。于是莉丽非常羡慕拉姆齐夫人“她还得尽力控制住自己强烈的冲动,别去拜倒在拉姆齐夫人脚下”(P20)。实际上,莉丽不但崇拜拉姆齐夫人温文尔雅的魅力,而且更加羡慕她有美满的家庭。莉丽羡慕拉姆齐夫人是因为她没有家庭,因而也就无法显示爱与激情。[11]没有家庭的莉丽注定无法抹去其孤独感。这种家庭、爱和归属感的缺失不但是莉丽所面临的困惑,同时也是现代职业女性所必需面对的艰难挑战。三、尴尬的悖论———对于家庭与事业选择的两难处境通过上文的分析,在伍尔夫所塑造的两位女性形象中,拉姆齐夫人似乎是一位令人羡慕的完美女性,而莉丽似乎与之相反,是一位不受人注意,甚至是不受人欢迎的、有缺憾的女性。然而,现代女性主义者认为,“性别研究是一个遍布悖论的领域”。[12]小说中拉姆齐夫妇的婚姻令人羡慕 ,然而夫妻之间却并非没有矛盾。由于性别上的差异他们之间的观念有着显著的不同。作为勤奋的学者、严肃的父亲,他认为,“她说的话极端没道理,那种愚蠢的妇人之见使他勃然大怒。”(P33)而在拉姆齐夫人眼中,“如此令人吃惊的丝毫不顾别人的感情而去追求事实,如此任性,如此粗暴地扯下薄薄的文明面纱,对她说来,是对于人类礼仪的可怕的蹂躏。”(P33)家庭的负担也是他们产生矛盾的另一个原因。拉姆齐夫人对自己的婚姻也并非全无微词,琐屑的婚姻生活将她折磨的筋疲力尽,“在她体内骤然燃烧起来的全部力量,正在被那黄铜的鸟嘴拼命的吮吸,被那刻薄的男性的弯刀无情的砍伐……拉姆齐夫人觉得她几乎连一个自己能够加以辨认的躯壳也没留下;她的一切都慷慨大方地贡献给他,被消耗殆尽,……”(P33)这样看来伍尔夫对于女性献身家庭的做法并非没有犹豫。莉丽似乎一切都不如拉姆齐夫人,因此她的又羡又妒是一种必然,令人深思的是拉姆齐夫人对莉丽的态度:她对莉丽满怀讥讽———“对莉丽的画不屑一顾”(P52)。对别人热情温和的拉姆齐夫人为什么要对莉丽如此严苛,并坚持将她拉入婚姻中来,这一问题又与伍尔夫的亲身经历有关。贤妻良母式的拉姆齐夫人是伍尔夫的一种温柔向往,却并不完全符合她的独立人格。女性所处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