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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女性主义叙事学代表人物之一苏珊·兰瑟关于叙事权威的理论来解读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经典小说《到灯塔去》可以看到,伍尔夫在小说的公开叙事层构建了一个“自我消抹”的叙述者形象,而在隐蔽叙事层,却勾勒出一个无处不在的叙述者形象。通过分析探讨小说的叙述者在隐蔽叙事层的所作所为,可以证明《到灯塔去》的叙述者就好比是19世纪经典现实主义小说所推崇的那种高高在上、无所不能的“上帝”,这样一个“上帝”型叙述者依靠和分享了男性作家的叙事权威,而伍尔夫本人对叙事权威的追求和依赖决定了她缘何可以在现代派和女权主义运动中树立自己的双重地位。
《到灯塔去》是现代派小说家和女权运动先驱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经典作品。自1927年问世以来,广受评论家和读者的青睐与追捧。不难发现中外评论家对小说的研究是多角度、多方位的,但迄今为止鲜有从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角度对其进行解读,而本文则试图从这些角度对作品进行分析探讨并得出新的结论。
一、西方经典叙事学上承俄国形式主义,中经英美新批评,下接法国结构主义,旨在建构叙事语法或诗学,聚焦于被叙述的故事,对叙事作品的构成成分、结构关系和运作规律等展开研究,着重对叙事文本作技术分析。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起源于妇女解放运动的女性主义摇旗呐喊,伊莱恩·肖沃尔特认为它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105-110:早期为女性形象批评,反思传统文本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 www.51lunwen.org整理提供中的“厌女症”,揭示菲勒斯中心主义;中期建构妇女文学史,并纳入黑人和同性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近期向理论建构纵深发展,反思以男性文学为基础的传统文学理论,提出建设“女性美学”(female aesthetics)设想。其中,法国学派受拉康、福柯、德里达的影响,关注语言、再现、心理和哲学问题,如克里斯蒂娃、西苏、伊利格瑞提出女性书写(ecriture feminine)和女性行为批评(gynesis)的理论;英美学派关注主题、母题和人物等传统批评观念,重在社会历史研究。肖沃尔特认为从整体看可以发现妇女作家想象的连续性,反复出现的模式、主题、问题和形象,因而提出女性批评(gynocritics)和性属理论(gender theory)。概而论之,结构主义经典叙事学和早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研究目标不同:前者属于形式主义范畴,倾向于抽取普遍规则,对文本进行一般观察,强调客观性和抽象化,具有具体化、符号学化、技术性强等特点;后者属于政治批评范畴,在政治参与和主体经验上揭示具体文本的意义,具有宏观思辨、模仿再现和政治化等特点。早期女性主义批评通常不涉及叙述技巧,而经典叙事学研究一般也不考虑性别因素,不讨论叙述声音的语境、社会性质和政治寓意。经典叙事学和早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各有利弊,而两者融合,恰恰能取长补短。针对经典叙事学忽略文本意识形态和社会历史语境的弱点,可以借用性别、语境和再现等女性主义理论来弥补;针对早期女性主义批评过于印象化的弱点,可以借用叙事学领域系统的形式分析模式来弥补。叙事学是方法,女性主义是思考视角。两者渗透能够引发新的视点,打破西方文学界形式主义与反形式主义之间的长期对立。女性主义叙事学将叙事形式分析与性别视角融为一体,同时关注人物、作者、叙述者、读者和性别因素,关注生产者和读者所处的时代、阶级、性别、性取向以及种族的必然联系。女性主义叙事学隶属于后经典叙事理论:在经典叙事学基础上将注意力转向作者、文本、读者与社会历史语境的交互作用,从共时叙事结构转向历时叙事结构。西方女性主义叙事学开创人美国学者苏珊·兰瑟,像大多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一样具有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背景,同时受到马克思主义文论影响[2]51。她于1981年出版《叙事行为:散文化小说的视角》,率先探讨叙事形式的社会性别意义,1986年发表宣言式论文《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首次使用术语“女性主义叙事学”(feminist narratology),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该学派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随后,两位代表作家的论著在美国面世:一为兰瑟的《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一为沃霍尔的《性别化的干预》。有关论著在《叙事》、《文体》、《PMLA》等刊物纷纷问世,女性主义叙事学渐成显学。为了证明女性叙述文本的特殊性,仅仅使用叙述话语理论阐释会出现偏差和缺失,兰瑟在《虚构的权威》一书中多次引用分析《埃特金森的匣子》(1 8 3 2年)这个书信文本———由于新娘有义务向丈夫公开所有的信件,于是她给知心姐妹写了一封信:我已经结婚七个礼拜,但是我(丝毫不觉得有任何的理由去)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 www.51lunwen.org整理提供追悔;我的丈夫(根本不像)丑陋鲁莽,老不中用……他的信条是,应该把妻子当成……(双方都不该)只能一门心思想着服从(而不应视之为)玩偶;我……不(这样不奢望我能比现在更)幸福。[3]14仔细阅读会发现书信暗含玄机,区别在于是否隔行阅读。词句的重新组合导致语义和语气上的本质变化:丈夫以为赞美自己,知心女友看到的是新娘痛斥丈夫,懊悔婚姻,新娘和女友关心女人的婚姻幸福,而隐含读者读出的是对社会婚姻关系男权思想的抨击[4]48。兰瑟指出书信的表面文本是软弱无力的女性文体,拟态模仿卑微无助,柔和依顺;潜在文本却具有能动直接理智、有力度有权威的男性语言特点。私下潜在的受众是心灵相通的女友;表面公开的受众是丈夫。所以,在男权中心社会,女性作家在不被认可的边缘化处境下,为赢得叙事权要采取机智的叙事策略。兰瑟的著作《虚构的权威》研究在特定的时期女性取得话语权威的策略,意在建构女性叙述声音理论。“声音”这个术语,在叙事学中指叙事讲述者,有别于作者和非叙述性的人物;在女性主义中指身份和权力。兰瑟将两者融入巴赫金的“社会学诗学”中,认为叙述声音和被叙述的外部世界具有互构关系,因此探讨女性叙述声音要联结社会身份和叙述形式、文本与历史。兰瑟创造性地透过作者型、个人型和集体型三种叙述声音模式,总结女性叙事声音实现话语权威的策略。作者型叙述声音指异故事的、集体的并具有潜在自我指称意义的叙事状态。叙述者采取全知视角点评叙述过程,对其他作家和文本作深层思考和评价。个人型叙述声音即热奈特指称的自身故事叙述,讲故事的我是主角,私人声音公开化。集体型叙述声音指表达群体的共同声音[3]17-23。
二、兰瑟在《虚构的权威》一书中说到伍尔夫“在她的叙事行为中谨慎地加入了距离感”,这种“没有消抹作者的距离”[3]123赋予她的小说以叙事权威。本文正是基于兰瑟对伍尔夫作品中叙事声音的探讨,具体分析《到灯塔去》的叙述者在潜在文本中的所作所为。笔者认为这部小说的叙述者好比是经典现实主义小说所推崇的高高在上、无所不能的“上帝”。这样一个“上帝型”叙述者依靠和分享了男性作家的叙事权威,从而帮助伍尔夫本人在文学现代主义和女权主义运动中奠定了自己的一席之地。《达洛威夫人》(1925)和《到灯塔去》(1927)同属伍尔夫中期诗话意识流小说。在这两部作品中,作者采用了多重人物聚焦的叙事方式,关注的重心是人物转瞬即逝的思想感情,但从整体看《,到灯塔去》的叙述者比《达洛威夫人》的叙述者更为隐蔽却也更为重要。在《达洛威夫人》中,叙述者藏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 www.51lunwen.org整理提供匿于人物背后,记录并传达人物的所思所想。在阅读时,读者尽可跳过这个幕后叙述者直接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而在《到灯塔去》中,叙述者却摇身一变成了“主角”。小说描写的重心不是人物的思想而是叙述者本身。事实上叙述者在众多人物意识间穿梭却对他们的意识不予认同。虽然叙述者也曾尝试“垂帘听政”,但总体来说,她失败了,而且是彻底失败了,叙述者的形象“无所不在”,她的“声音”充斥着整个文本。即使是在一直被评论家推崇为“作者自我消抹”典范的第一和第三部分里,读者也可依据那些无所不在的蛛丝马迹找到藏匿于人物背后的叙述者。在小说的第二部分,叙述者更是直接越过人物,跳至前台,发表她对生与死的哲学感悟。第三人称全知全能型叙述者通常现于经典现实主义小说,他独立于故事之外,像“上帝”那样高高在上,了解故事内外发生的一切,拥有无限的权威。而现代派小说中的叙述者不再能够高高在上,自封上帝,同时也不再需要和要求那种全知全能的外露权威。从总体上看《,到灯塔去》的叙述者扮演的是上帝而不是人的角色,她行使着19世纪经典现实主义小说中全知全能型叙述者的无限权威。在小说中她对人物的言行进行全面的观察和权威的评论,并最终攫取了原本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