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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乔治·艾略特是英国19世纪女作家。她在其作品中描述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普通劳动人民,反映社会与宗教道德问题,因此,大多评论家都将这位小说家与19世纪的理性主义、实证哲学和现实主义联系在一起。然而,从乔治·艾略特对早期作品中的场景、人物、情节的处理以及她的道德说教不难看出,她是一位浪漫主义的人道主义者。乔治·艾略特是19世纪后半期英国著名的小说家。她博学多才,一生共发表了八部长篇小说。她的小说清新优美,别具一格,充满了对人生、宗教、自然、历史、哲学等诸多主题的睿智思考和独特见解。她用她的小说描述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普通劳动人民,反映社会与宗教道德问题,因此,一些评论家总是将这位小说家与19世纪的理性主义、实证哲学和现实主义联系在一起。然而,从她对早期作品中的场景、人物、情节的处理以及她的道德说教,读者都可以感受到她的浪漫主义情怀。应该说,乔治·艾略特是一位浪漫主义的人道主义者。乔治·艾略特是在田园生活的环境下孕育而成的小说家,对大自然有着丰富的体验和深厚的感情,她在童年时对大自然的迷恋成为她后来生活中一种来自心灵的醉意。乔治·艾略特的早期作品都源自她对英国乡村生活的亲身体验,描写了在宗法制社会下的最后一批自耕农。在这些小说中,艾略特用大量的篇幅描绘乡村的风光和生活习俗,歌颂英国农民在宗法制社会中的恬静和愉悦,表达了她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和她对宗法制社会的留恋。《弗洛斯河上的磨房》写的是英国乡村一个磨房主人一家的事情,背景是偏僻的圣奥格镇。“水的急流声,磨房的轰隆声,给人带来了一种迷迷茫茫的耳聋的感觉,更给这景色增加了恬静的气氛,就好像一幅用声浪组成的大帷幔,把人跟外面的世界隔离开来。”[1]《织工马南传》中的拉维罗和《亚当·贝德》中的干草坡都是未受工业革命污染的乡村。“拉维罗低处在灌木茂密的树丛和车辙起伏的小巷中间,超然于工业力量和清教徒的狂热的影响之外。”[2](P24)“干草坡属于那地形起伏、丰饶富足的洛姆夏地区。”[3](P15)在干草坡“高高衬托在地平线以上的是巨大的圆锥形的山峦,像是防护这谷物牧草地区的巨型墙垛,以抵御啮人的凛冽北风”[3](P16)。在这里“到处可以看到漂亮的乡绅宅第掩映于山谷之中,或座落在山坡顶上,看到有长形谷仓和金色禾草堆的人家”[3](P15)。有“用声浪组成的大帷幔”、“灌木茂密的树丛”和巨大的“山峦”抵挡着工业化的入侵,圣奥格镇、拉维罗和干草坡的人们都自我满足地在恬静的环境中享受着大自然所赋予的阳光与空气。“‘返回自然’是卢梭提出来的,这个口号既有回到原始社会‘自然状态’的意义,也有回到大自然的意义。浪漫主义继承了这个口号。”[4]浪漫主义是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在欧洲出现的有广泛影响的文学思潮。“英国的浪漫主义主要是把宗法制度下的自然生活同产业革命后的工业城市相对照,表示对资产阶级的反感。”[5]崇拜自然的风气是浪漫主义作家对产业革命作出的反应。在艾略特的观念里,自然是个有生命的整体,是一切存在的基础;在人的生存主要依靠自然赐予的情况下,人类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去控制和改造自然,进而对自然产生了种种无法摆脱的依赖、敬畏与感激。《织工马南传》中的拉维罗就“是一个古代回音萦绕未散,而新时代的声音尚未侵袭的乡村”[2](P4)。在拉维罗,神话和迷信是生活在这个地区的人们赖以解决自己不幸的方式“,上帝就是一种具有神通、不能理解的概念,应该衷心信仰才不至于遭受伤害”[2](P3)。因此在这里,宗教不像工业城市那样以极端的形式出现。村民们并不像灯笼广场的教徒们那样借助宗教的手段来欺压老实人。他们凭着对上帝的原始信仰,用理智与情感来做分析与判断。在《亚当·贝德》中的干草坡,就连村民们的宗教代表牧师欧文先生也没有神学方面的热诚,认为“宗教能采用的唯一健康的形式是某些朦胧而强烈的情绪,作为一种使人圣洁的影响,弥散于家庭的感情与睦邻的责任之中”[2](P72)。拉维罗和干草坡都是艾略特笔下宗法制社会的代表“,在这些村子里,人们在绿色的牧场,静静的流水环绕中过着安静的生活,种地牧牛”[2](P98) 。而且,这里的人们追求与信奉的都是自然状态的原始宗教。乔治·艾略特认为,乌烟瘴气的工业社会不仅打破了田园诗般的宗法乡村社会的和谐与平静,而且还使活生生的自然神特征让位于冷冰冰的形式主义宗教中的神灵。艾略特对生活的挚爱、对人性的赞许以及她对大自然的渴望都使她不能接受基督教神学中对神的吹捧和对人的蔑视。《织工马南传》中的灯笼广场是一个与拉维罗形成鲜明对比、受到英国资产阶级工业革命冲击的小镇,在灯笼广场,人们非常重视宗教的仪式,教友们每个礼拜天都到教堂去祈祷,他们的思想深处都渗透着宗教信仰的形式“,他们决不会运用思考来区别形式和感情”[2](P13)。当马南被他的“好友”威廉冤枉偷了教会银钱时,教友们不是靠思考与分析来判断事情的真伪,而是借助祈祷与抽签。结果,害人者成了上帝的使者和宗教道德制裁的执行者。艾略特在这部小说中通过马南的遭遇,表达了她对资本主义工业化和噩梦般的城市文明对人类天性毁灭的不满和她对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的痛恨。乔治·艾略特小说中的大自然是良善、纯洁和快乐的精神的体现,与她心中异化的人类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她看来,宗教信仰是对人类自身情感、渴求、希望的客观形式的反射,是人们精神上的寄慰。当然,艾略特非常清楚,让她魂牵梦绕的乡村田园生活并不是像她小说中所描述的那样富有诗意,就像干草坡的牧师欧文先生最终被一位强调信条的牧师所替代那样,再大的“帷幔”、再茂密的“树丛”和再高的“山峦”也抵挡不了工业化的最终入侵,人与自然对峙终究会被人与神之间的对峙所取代。但艾略特仍然希望在她的小说中,通过把自然景物和日常的乡村生活作为主要的审美对象,来歌颂大自然、美化农民淳朴与自由的生活以及他们对上帝的原始信仰;通过把人的生活与自然界生活结合在一起,把乡村的田园牧歌风味与人物感情糅和在一起,来表达她热爱自然、推崇自然、以回归自然来实现人的自如天性的美好愿望,以及她独特的希望回归宗教自然原始状态的浪漫主义宗教理想。宗教与乔治·艾略特一生相伴,成为她小说中一个不可缺少的主题。尽管她在对宗教的认识中注入了很多理性的思考,可她倾注更多的却是她的浪漫主义情怀。受费尔巴哈等思想进步人士的影响,乔治·艾略特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与宗教决裂,并拒绝上教堂。然而,在艾略特的一生中,她都试图在心中确立起一种对上帝的态度。她既受到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又充满了对基督教的怀疑和叛逆;她既不信上帝,又对一切虔诚的宗教感情寄予深切的同情与理解;她既无法完全接受基督教,也无法完全抛弃上帝和宗教。因此,在她的作品中,她对上帝的质疑与依赖彼此共存,相互交织。最终,在批判宗教神学及形式的过程中,乔治·艾略特逐步形成了自己以人为本和以爱为核心的基本宗教思想———上帝就是爱。在她的心目中,上帝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存在,只不过上帝的概念和宗教信仰的实质已发生了变化。她心造的、理想的上帝是一个不同于基督教的上帝,是一个从自身的认识来感知的上帝。在她的宗教中“,爱”具有起源的意义,人的本质在实践上,最高的和首要的原则必须是人对人的爱和人对自然的爱。詹·乔·弗雷泽在其所著《金枝》一书中指出“:信仰和实践,或者用神学的语言说即道和行,同样都是宗教的基础,二者缺一不可。”在宗教伦理中,爱往往被看成善的集中表现。“爱”在这里具有双重意义:首先是对神的爱,其次是对他人的爱。在基督教传统中,人既应当爱神,也应当彼此相爱。从某种意义上讲,艾略特是认同这种宗教思想的。所不同的是,她认为爱神的表现并非是给神供祭品、唱赞歌、添香火,而是“廉洁、宽厚、仁慈去对待芸芸众生”[6]。就是说,爱神只不过是表面现象,而爱他人才是爱的实质所在,才是对神真正的爱。艾略特在她的早期小说中突出和解、宽恕与利他主义的道德原则,把普通村民的日常生活理想化,用村民们丰富的生活内容来表现乡村生活的充实、和谐和美好,以追求理想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亚当·贝德》《、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和《织工马南传》中所表现的兄妹、兄弟、朋友、亲人之间的爱与和睦关系,都充分说明了她的这种理想的人际关系。艾略特深信,人性本善,人伦关系的和谐,从根本上讲,要求的是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才能谈得上真正的爱和同情。用《亚当·贝德》中亚当的话来说“,宗教除了概念以外,还有别的东西:使得人们去做正确事情的不是概念———是感情。”[3](P191)人与人之间的美满与理想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