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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乔治·艾略特因其作品对道德的严肃探讨和对人性的关怀被当代英国批评家利维斯列为英国文学史上的“伟大传统四大家”之一,在其作品中,艾略特以独特的女性视野塑造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形象,以写实主义的手法“如实再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妇女问题”,即妇女在职业、教育和婚姻方面所面临的困境和困惑。其作品如镜子般地反映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妇女问题”。英国文坛在19世纪出现了一批卓越的女作家群,如夏洛特·勃朗蒂、艾米莉·勃朗蒂、盖斯凯尔夫人和乔治·艾略特(原名为玛丽·安·埃文斯)。其中,乔治·艾略特因其作品对道德的严肃探讨和对人性的关怀而被当代英国批评家F.R.利维斯列为英国文学史上的“伟大传统四大家”之一。[1](P1)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本着“如实再现平凡的事物”[2](P190)的写作宗旨,乔治·艾略特对维多利亚时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了大量的描绘和研究。在她的三部具有代表性的小说《亚当·贝德》《、弗洛斯河上的磨房》和《米德尔马契》中乔治·艾略特以独特的女性视野“如实再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妇女与社会的关系,她的作品如一面镜子般地反映出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妇女问题”。一、“妇女问题”和艾略特的女性体验维多利亚时代的“妇女问题”关注的是女性在政治、经济、教育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不平等。在政治领域,女性仍被视为“第二性”而存在,她们没有任何的选举权,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有人向英国的议会提出了妇女的选举权问题。艾略特当时与许多女名人和女权主义者交往甚密,但对激进的妇女为争取选举权的运动采取了中立的态度,认为弥尔在1878年为妇女选取权奔走呼号实乃“白费心机”,[3](P75)并且“妇女的选举权问题只缓慢向前进了一点,而这已足够了,因为妇女除了男子所赋予她们应做的事之外,不值得做更多别的”。[4](P205)另一方面,艾略特则认为有必要并呼吁提高妇女就业的机会。虽然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为妇女创造了走出家庭,步入社会的机会,然而妇女的职业仅仅局限于一些报酬低廉且地位低下的工作,如家庭女教师、女仆、缝补女工、工厂女工或在农场劳动。像其他妇女一样,艾略特也经历了谋生的艰难,她曾担任过《威斯敏斯特评论》的助理编辑,然而报酬很低。当时很多妇女都已开始从事写作并以此为生,但是这一谋生之道却充满了艰辛且障碍重重。我们可以从骚塞给夏洛特·勃朗蒂征求意见的回信中窥见当时对于妇女写作的态度:“文学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一个妇女一生的事业。她越是致力于自己应尽的义务,就越是没有时间从事文学活动,哪怕是作为一种成就和再创造。”[5](P193)这就是为什么当时大多数女作家不得不采用男性笔名来发表作品,以避免受到男性作家或评论家的偏见或歧视,如夏洛特·勃朗蒂用了柯勒·贝尔的笔名,而玛丽·安·埃文斯则用了乔治·艾略特的笔名。当时的女权主义者们除了强烈要求议会做出适当的变革以提高妇女的政治权利外,还致力于为妇女争取与男子平等的受教育权。到1857年为止,英格兰的三所名校(牛津、剑桥大学和伊顿公学)无一对妇女开放。艾略特曾到过女子寄宿学校求学,因而对妇女的教育状况深有体会,认为有必要提高妇女的教育水平。她捐款一百英镑来支持格顿女子学院的成立,因为“妇女受到更好的教育是我从未怀疑过的事情之一”,而且“妇女应该像男子一样具有一定的真知灼见……一样的基础知识储备”。[4](P204)除了体会到妇女写作的艰辛,艾略特还亲身体验了妇女追求爱情和婚姻的艰难。当玛丽·安·埃文斯(当时还未用乔治·艾略特这一笔名)认识乔治·亨利·刘易斯的时候,刘易斯已跟妻子分居两年多但没有离婚。当他与玛丽·安·埃文斯相识并因志趣相投而相爱后,他却无法与原妻解除婚姻关系。因为根据当时的法律,当刘易斯的妻子有外遇后,他没有提出离婚而与她和解,即表示原谅了她的过错,不可能再提出离婚。而且,在19世纪50年代,离婚只有通过议会的一个特别法案才能生效,需要大批费用,刘易斯根本付不起。因此,玛丽·安·埃文斯与刘易斯无法合法地结为夫妻了。面对来自社会、亲朋好友几乎一致的反对,玛丽安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与刘易斯过起了非法的同居生活。这一离经叛道之举使得艾略特众叛亲离,并被英国的上流社会放逐二十多年。对艾略特来说,这一切都不足以可惜。因为正是在刘易斯的鼓励和帮助下,她开始了她的文学创作,并由此而体验了社会对妇女的偏见。她的这些生活经历加深了她对当时妇女的地位和状况的了解,在作品中艾略特以独特的视野反映了妇女在职业、教育和婚姻方面的困境和压抑。二、“镜子”中的女性形象为了“如实再现”维多利亚时代的“妇女问题”,艾略特没有采用激进的女权主义的写作模式和态度,正如她在小说《亚当·贝德》的“题外的话”一章里明确表述的那样“……我只想如镜子反映事物那样,把人物和事件反映在我脑子里的表象一丝不爽地叙述出来而已”,[2](P186)艾略特以其独特的视野刻画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女性形象。 11“天使”的回归艾略特在《亚当·贝德》中塑造了心目中的理想女性戴娜。戴娜是艾略特塑造的“天使”,即纯洁、善良、忍耐,有自己的职业———卫理公会教徒和布道者,是英国文学中第一位以公开布道为职业的女性。英国诗人柯文垂·帕特莫尔在他的长诗《家中的天使》中为维多利亚时代的妇女树立了男人心目中的理想女性的典范———即温柔、顺从、忍耐的贤妻良母,妇女的角色被定位为“家里的天使”,她们的地位不在社会上,而是在家里,做“好女儿”、“好妻子”、“好母亲”,她们的存在也只是作为男性的陪衬而已。跟男权社会传统下的“家里的天使”不同的是,戴娜不只是驻守家里的“天使”,她有自己的职业,即卫理公会布道士。她的说教,打破了《圣经》规定的妇女应保持的“沉默”及“缺席”。妇女布道对男权社会的统治是一种威胁,因为按照福柯的话语与权力的关系理论来看,谁掌握了“话语”,谁就掌握了权力。由此看来,戴娜的布道不仅有悖于“家里的天使”的角色,而且违背了《圣经》的规定,威胁到了男权的统治。戴娜的公开说教在当时来说是一叛逆之举,具有一定的进步性。然而,戴娜并非是为了争取妇女工作的权利而去布道,而是“突然得到神的旨意要布道的”;[2](P96)布道的内容无非也是传播巩固男权统治的宗教思想。上帝是戴娜整个精神世界的主宰,戴娜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必须是得到了上帝的指引才能去执行,不但工作如此,就连她的感情婚姻也是如此。她拒绝婚姻,拒绝这种“尘世的爱”,认为自己“活着只为了上帝”,在没有得到上帝“更明确的指引(结婚———引者注)”[2](P546)时,她就必须离开。从戴娜对自己的禁欲来看,戴娜的思想被深深地禁锢在了以上帝为名义的宗教神权下。然而戴娜骨子里还是相信“婚姻是神圣的事”,[3](P544)所以当亚当一再承诺她婚后可以继续干她爱干的事,戴娜接受了亚当的求婚,认为“这是神的旨意”。[2](P570)婚后不久,由于“联合会禁止妇女布道”,[2](P576)戴娜被迫放弃了出去布道的工作,在家里专门侍奉丈夫和孩子们。由此可见,宗教是如何从思想和言行上压制妇女,即使妇女布道是在传播代表男权统治的宗教思想,然而教会连这一点少得可怜的工作机会都给剥夺了。戴娜放弃布道的工作而接受了男权社会中妇女的“天然职业”———即婚姻,做贤妻良母。表面看来戴娜摆脱了上帝的主宰,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上帝不过是化身为戴娜的丈夫,亚当继而对戴娜的思想进行控制。从戴娜的布道和结婚,我们可以看到戴娜的思想深受男权社会中宗教神权和夫权思想的影响,因而从一个有自己的职业,四处走动布道的“天使”最终还是回归到了男权社会对妇女约定的“家里的天使”的角色。 21“丑小鸭”的蜕变在《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一书中,艾略特刻画了年轻女孩麦琪对知识的渴望以及求知欲无法得到满足时的困惑,呼吁妇女有受高等教育的权力。小时候被认为是个“丑小鸭”的麦琪好读书,求知欲强,爱好幻想,富于同情心,对周围的一切充满了热情,但麦琪对书本和知识的渴望却不断受到男权思想的压抑。父亲对女儿的聪明伶俐充满了赞许,但赞许归赞许,对儿女的教育问题,父亲还是表现出了传统的观念,认为“一个女人不应该那么聪明”,[6](P16)因此他并不打算让麦琪受教育。汤姆对麦琪的聪明即嫉妒又有点讨厌,他不断打击麦琪,并通过老师斯特林先生进一步打击妹妹的自信“,她们很有一些小聪明;可是她们不会深入地去钻研,因为她们尽管聪明,却很浅薄。”[6](P189)本来聪明自信的麦琪就这样不断地被迫接受父亲、哥哥和老师所代表的男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