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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童年的安慰。
第二种是黑人男子吉他的飞翔模式,代表对白人主流文化持憎恨态度的价值观。吉他与小麦肯的经历有点类似。他的父亲惨死在白人老板的工厂中,而其母亲只得到一点微不足道的赔偿金,这使吉他对白人恨之入骨。他是“七日会”的成员,主张以牙还牙来报复白人。他对青年时期奶娃的影响最为重要,以至于奶娃认为“除了他(吉他)之外,他不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吉他常和奶娃谈论一些关于人生、种族的话题,而且他的评论一直敲打着奶娃沉睡的良知。在给奶娃解释孔雀为什么飞不高时,吉他把原因上升到了形而上的高度:“尾巴太长,那些珍宝把它压沉了,就像虚荣,带着那玩意儿没人能飞起来,想飞么,就得甩掉那些坠着你的玩意儿。”吉他不仅在主观上促使奶娃去飞翔,而且在客观上也是奶娃初期飞翔的伙伴,尽管他后来半途而废。与此同时,吉他也给了奶娃以偏激和自以为是的负面影响。他声称对白人的恨是源于对黑人的爱,但果真如此吗?芽把吉他对白人的报复与奶娃后来碰到的瑟斯对白人的报复相比,我们就会发现二者的不同:瑟斯在报复的过程中仍不忘记指引奶娃去追寻祖先的遗产,挖掘本民族的文化,从而重塑自我。与之相反,吉他的爱与恨都是无根的,并不具备历史文化的意义。比如他由于怀疑奶娃独吞了黄金而企图杀死奶娃,这说明他对黑人的爱也是因自己意识的变化而变化。这种无历史意识的爱与恨实际加重了奶娃的身份危机。
第三种是其姑妈派拉特的飞翔模式,代表升华了的爱的价值观。美国社会种族问题的核心内容和两难境地是“如何避免自我憎恨式地融入白人主流文化和完全反对白人的民族主义”②。而吉他和小麦肯恰好代表了美国黑人对待白人文化的两个极端。对于青年时期的奶娃,小麦肯和吉他都向他展示了黑人民族的身份危机。莫里森笔下的《所罗门之歌》则尽力避免这种“种族的沙文主义和无耻的泛爱主义”,在作品中,这种态度的两极是由第三种价值观的代表派拉特来调和的。派拉特作为黑人文化的守护者,用“民族激情”的观点影响着奶娃的精神。
派拉特在父亲老麦肯死后也经历了一次飞翔,与小麦肯不同的是,她的飞翔是一种追寻精神自由的飞翔,是一种已经接近完美的飞翔模式。她继承了与父亲在“林肯天堂”生活时与大自然的密切关系,以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来界定自我。她是“自然之女,没有母亲,她被自然所哺育,成了独特的领路人”[13]。作为黑人文化的守护者和保护者,她参与了给予奶娃生命的过程,并且是第一个给奶娃讲述“林肯天堂”的人,使奶娃第一次觉得与人交往的乐趣。她常唱着“甜大哥飞走了”的歌曲,在潜移默化中给奶娃灌输黑人文化的碎片,使奶娃能够在以后的飞翔中得以把所有记忆中的碎片连成一个整体,也使奶娃终于理解了派拉特的精神高度:“甚至无须离地,她即可飞翔。”派拉特的自由、自信使她成为作品中的一个极精彩的角色,连作者本身也禁不住对她赞叹不已:“那是一位完全慷慨大方、自由自在的女人,她很大胆,任何东西都不害怕。她物质的东西不多。她会一些维持生计的本领。她不去干涉别人的生活。她随时准备奉献几乎是无限的爱。如果你需要她,她会给你。她对自己是谁完全清楚。”[14]但关于派拉特的作用,确切地说,她只是辅助奶娃飞翔的主要角色,因为作为黑人文化的守护者,派拉特所坚守的文化传统并不完整。她因腹部没有肚脐眼而被人视为不祥之物,并被排除在社区之外,从而成为一名旁观者。这使她“抛弃了一切应当承担的义务,从零开始”。从此她不再毫无疑问地接受过去的文化传统,而是坚定地认为:“过去的一切必须被重新理解和评估。”[15]重新理解和评估也意味着文化代码的遗失。另外派拉特也面临着同小麦肯一样的尴尬,父亲被错误地命名为“戴德”也使她遗失了先祖的名字(Solomon)及智慧,对祖先的了解亦出现了断层。作品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她一直保存着的尸骨并不是父亲的,而属于她与小麦肯所谋杀的白人;又如她给奶娃所唱的有关祖先飞翔的传统歌曲一直呈碎片状,直到奶娃来到南方后,才听到了完整的歌曲并真正理解其中的含义。这两个例子都说明,奶娃需要在衔接过去与现在的情况下拓展派拉特的寻觅,从而重现家族历史并纠正错误的精神遗产。这就意味着奶娃的飞翔不但要超越传统的模式,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还要超越派拉特的模式。
这三种飞翔所代表的价值观都对奶娃的成长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父亲及姑妈两个家庭中成长的奶娃,与两个家庭的所有成员都建立了非同寻常的关系,这样,拥有双重家庭背景的奶娃明显受到了两种价值观的影响。另外,奶娃还与吉他结为密友,从吉他身上又受到了双重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在飞翔过程中,奶娃也具有双重身份:他既是旁观者同时又是参与者。种种不同的影响以及双重身份不但促使奶娃飞翔,而且使他在飞翔的过程中获取了更多的对传统知识的理解,尤其是对被飞翔的黑人男性抛在身后的黑人女性的理解。
至此,融合了三种价值观优点的奶娃在潜意识中为自己的飞翔做好了心理准备,而各种价值观中的不足之处也在客观上为奶娃的飞翔提供了现实的依据,虽然他们让奶娃感觉自己像个“收集别人行为和仇恨的垃圾桶”。这些都使奶娃的飞翔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色。
首先,奶娃在具体的飞翔过程中得到了黑人女性的帮助与指导,即在丹维尔遇到的老妇瑟斯。这与以往的飞翔模式不同,比如其先祖所罗门是抛弃女性,其父亲是物化女性。与派特拉抽象宽泛的指导不同,瑟斯是详细具体地指引奶娃到达“藏宝”的山洞。在通往山洞的过程中,奶娃脱下鞋子与袜子,趟过小溪,爬进了漆黑的山洞。这一系列动作各有其象征意义:脱掉鞋子与袜子象征奶娃准备抛弃影响自己飞翔的装饰物;小溪象征进入本民族文化的洗礼;山洞则象征着母体文化的子宫。奶娃进入山洞的过程实际是他与先祖及在其意识中已遗失的民族文化进行初次接触的一种暗示。按照阿诺德·V·吉奈普(Arnold Van Gennep)的观点,个体在社会中的每个经历都经过三个阶段:一是分离阶段,二是过渡阶段,三是重新融合阶段。整个过程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B·特纳(B.Turner)则进一步指出:过渡阶段具有双重特征,它不但进行着结构的临时重建,而且蕴涵着丰富的象征性可能[16]。此时,奶娃所处的正是一种过渡阶段,它也为奶娃的下一步飞翔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其次,在沙利马的经历使奶娃的飞翔超越了派拉特的飞翔。如前文所述,派拉特的飞翔是在对传统的重新理解和评估的基础之上进行的,其飞翔的模式是拿着一本地理书在美国各地四处旅行,并且每到一个地方都捡起一块石头作为纪念。派特拉所接触的是大自然,她从大自然中领略超现实主义的力量,从而成为“自然之女”。通过与自然的合二为一,通过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派特拉完成了自己的飞翔。但派特拉在飞翔过程中作为本民族文化的旁观者,其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如上所述,她不知道自己一直珍藏父亲老戴德的骨骼其实是白人的;另外,其孙女哈加尔在被奶娃抛弃后选择了自杀,这实际是派特拉维护黑人种族失败的反映。而奶娃在沙利马的两次考验导致他完成最终的蜕变,尤其是第二次,这进一步展示了奶娃飞翔的创新,也意味着他已超越了派拉特的飞翔。第一次考验是奶娃与当地黑人青年发生的冲突过程中。由于奶娃的装模作样和中产阶级的优越感惹恼了当地青年,打斗在所难免。在打斗过程中,奶娃的西装被撕得不成样子,这既象征着奶娃中产阶级意识的外衣被黑人文化传统所撕破,也象征着黑人文化传统进入了奶娃的意识,并令唤醒其潜意识中的文化原型成为可能。这一次考验说明奶娃比派拉特具有更丰富的文化历史背景;第二次考验是在打猎过程中。奶娃扔掉自己笔挺的西装,穿上了当地黑人脏兮兮的打猎服。在经历了长长的森林之旅之后(这里也暗示精神之旅),奶娃顿悟过去那种“我只能分享你的幸福,不能承担你的痛苦”的态度只能令他对别人自私自利、对周围麻木不仁。同时,他还意识到,自己所拥有的只剩下“一个男子所有的天生的东西,或是他学会使用的东西,还有耐力”。当奶娃在经历了差点被吉他杀死的劫难重回到猎人中间后,终于彻底剔除了伪装,摒弃了恐惧,在一片笑声中,奶娃真正融入到黑人民族及其民族文化中。与派拉特不同,此时的奶娃是以一个参与者的身份来融入本民族的文化和传统中,因为他亲自参与了打猎的过程,而且与其他猎人一起分享了猎物的心脏,这个古老的仪式标志着奶娃被当地黑人所接受。同时,奶娃在其他猎人面前坦诚自己的恐惧,这标志他不再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来看待别人,此时的他已彻底摈弃了自己中产阶级的价值观,从而能够使奶娃以一种新的视角来看待自己民族的过去并以此来评价和理解现在。最后,奶娃的飞翔在历史文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