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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罗门之歌》是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目前唯一一部以黑人男性为主人公的小说。作品主要展示一个绰号叫“奶娃·戴德”(Milkman Dead)的男性黑人青年如何去寻求黑人历史文化之根和自身精神独立的成长过程。小说中充满了各种来自非洲的民间神话和传奇故事,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关于黑人奴隶“飞翔”的故事——他们为了逃避奴隶制度而飞回非洲。在新大陆,关于黑人“飞翔”的传奇比比皆是:他们或者在运输的过程中因不堪折磨跳海以“飞”回非洲;或者到达美国后看到奴隶制度的种种罪行而渴望“飞”回非洲。黑人这种借用超自然力量,特别是一种被人们所广泛称颂的形式——飞翔,来摆脱禁锢以争取自由的传奇一直深深吸引着托妮·莫里森。正如她自己曾经说过的那样“我想使用黑人的民间故事,也就是带有魔力和迷信的那部分。黑人相信魔力,那是我们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飞翔’是《所罗门之歌》中主要的暗喻……”①
传统黑人文学中关于“飞翔”的描述也有很多:如波儿·马歇尔(PauleMarshall)作品中的主人公易哥波斯(Igbos)走回了非洲;伊莎梅尔·里德(1shmael Reed)的奴隶飞去了加拿大;欧拉德·伊奎诺(Olaudh Equiano)在自述中想飞回故乡。但上述种种“飞翔”涉及的主题都是“逃离”,难道“飞翔”的含义就如此简单?芽对此莫里森提出了自己的疑问:“关于黑人会飞一事,那一直是讲述我生活的民间传说的一个部分。飞翔是我们的天赋之一。这看起来可笑,但我不在乎。到处都有飞翔——人们经常谈论飞翔。这在圣歌和福音书中可以找到。或许这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愿望——逃离,死亡,诸如此类。但假定它不是这样的呢。这又会意味着什么?芽我力图在《所罗门之歌》中弄个明白。”②可见,在托妮·莫里森眼中,作为黑人传统文化中有深刻象征意义的“飞翔”实际具有广泛的含义,而在《所罗门之歌》中,作者描绘了几种不同的飞翔模式,如奶娃先祖所罗门抛弃家人逃离奴隶制度的“飞翔”;奶娃父亲崇尚物质,变质的飞翔;其姑妈派拉特立足黑人文化传统,对之进行重新评估的飞翔。而奶娃对黑人历史文化之根和自身精神独立的寻求亦是一种飞翔。
但苏珊·布莱克注意到,“飞翔”这个意象本身存在着一种矛盾。她认为:“奶娃在不承认本民族的传统的情况下,是不可能获得完整的身份。”③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奶娃的祖先——所罗门,所罗门的独自“飞翔”在理论上使他与一个种族联系在一起,但另一方面又使他抛弃了妻子和家庭,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她进一步总结说,“一方面,他(所罗门)的探索过程引导着奶娃走向他的民族,但另一方面又使奶娃与本民族分离……一方面所罗门明显是奶娃的英雄和榜样……另一方面,他又极度违背了对他人负责的原则(“飞翔”的人总是把别人抛在身后),为找到自己的祖先,奶娃又不得不去了解这些被抛在身后的人。”④在这里,莫里森本人也承认,“飞翔”“同时还意味着另一层含义,即抛弃他人”⑤。这样,“飞翔”既是胜利,又是冒险和悲剧。
针对上面的矛盾现象,不同的评论家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只是这些看法各有其偏颇之处。
威尔弗莱德·D·撒缪尔斯(Wilfred D.Samuels)和克莱诺拉·哈德逊威-威姆斯(Clenora Hudson-Weems)在他们合编的著作《托妮·莫里森》中对此是这样解释的:“最后,对托妮·莫里森来说,重要的不是违背了对他人负责的原则,而是一种梦想着与众不同,勇敢‘飞翔’的意动性。”⑥他们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了存在主义的影响,过于强调个体人的主观“意动性”,过分强调恢复人的个性与尊严,即虽然看到了“飞翔”积极的一面,胜利的一面,但忽略了民族文化之根在这个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T·梅德顿(T.Middleton)则是从黑人女性的传统这个角度来进行阐述。在阐述被抛弃的黑人女性的悲惨命运时,他采用了黑人传统文化中“转世说”这一观点,如在论述奶娃的表妹哈加尔死亡的原因时,他这样表述:“不幸的是,哈加尔(在性格方面)继承了她曾祖母的弱点,这种性格上的缺陷因她在主流文化中的错位、缺少真正大家庭的关爱以及奶娃的自私等原因而进一步恶化。”这也令他简单地认为奶娃的“飞翔”行为只是其祖先所罗门“飞翔”的转世。在此,梅德顿承认黑人男性在“飞翔”时根本没有想过被遗弃的妇女和孩子的命运,但他又声明并不是所有被遗弃的女性都会身心崩溃。他认为,在黑人“飞翔”的神话中还有另外的含义,即展示了一种黑人女性传统——妇女被留下来讲述故事的传统。“这些妇女被留下来把‘飞翔’的故事流传下去,这样,孩子们就会记住他们祖先的名字。”⑦这些坚强的女性的职责就是把“飞翔”的故事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梅德顿的此种观点无疑是把“飞翔”有关抛弃族人的消极影响外化为自然主义决定论,而忽略了其内在对女性的伤害,这也令他误解了莫里森关于“飞翔”即意味着抛弃他人的观点。
J·福曼(Jan Furman)则是从重建历史意识的角度来理解奶娃的“飞翔”。他认为,《所罗门之歌》中令女性寿命极为短暂的残酷现实是重建奶娃历史意识的重中之重,奶娃对被遗弃的黑人女性悲惨命运的理解成了其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正如莫里森所说:“在某些领域,男人比女人有更多的东西要学习。”“妇女是知识的主要来源。”⑧奶娃从其曾祖母芮娜的凄苦歌声中理解了芮娜在所罗门飞走后的悲惨处境。当被告知哈加尔同样死亡的消息后,奶娃不由得暗问自己,他的飞走到底把谁抛在了身后?芽正是这种悲伤与困惑令奶娃把芮娜和哈加尔联系在一起,从而组成了他的历史意识。至此,J·福曼得出自己的结论,“逃避不等同于自由,整部小说都是关于个体的相互依赖及相互支撑,拯救不是个人的事情”⑨。J·福曼全面地考虑了黑人女性、黑人个体与社区及黑人历史文化等因素,这令他的观点比上述两种观点都要充分、客观得多,但他所阐述的只是奶娃“飞翔”完成后的结果,却忽略了奶娃在飞翔前的准备工作及他在“飞翔”过程中的成长。
那么,奶娃的“飞翔”究竟是怎样的一种飞翔呢?小说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写奶娃在美国北方城市密歇根的生活;第二部分写他前往南方寻宝、寻根的经历。从出生到南方寻宝前,奶娃一直处在三种不同飞翔模式的包围中,这三种模式实际代表三种不同的价值观:
第一种是其父亲小麦肯·戴德的飞翔模式,代表顺应白人主流文化,尊奉物质至上的价值观。小麦肯·戴德幼年时期与奶娃祖父老麦肯·戴德一起生活在名叫“林肯天堂”的农场上。在那里,小麦肯与父亲并肩劳作,充分享受着自由与快乐。他所收获得不仅是物质上的财富,与父亲愉快的情感及父亲与所耕种土地之间的完美和谐都令他收获了更美更好的生活。根据爱默声和梭罗的观点,耕种者与土地的完美和谐所产生的身体及精神上的效用对人类的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小麦肯后来也经常回忆起这段农场生活,每当此时,他就“停顿了,微笑爬满了脸颊”。从土地上获得的快乐及父亲老麦肯崇尚简单生活的哲学使他感到生活的快乐与完整。但在老麦肯·戴德被白人枪杀之后,小麦肯用“痛苦、敌对和绝望取代了父亲一直崇尚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哲学”⑩。另一方面,“戴德”并不是他们家族的名字,名字的错置也使小麦肯与家族的历史隔绝,与黑人的文化隔绝。他找不到父亲被杀的历史原因,却变成了一架追求物质利益的机器:与罗斯的婚姻在他的眼中是继承罗斯父亲遗产的捷径;当黑人佃户交不起房租或自杀时,他所关心的只有金钱。他自己经常喧嚣道:“占有东西,让你占有的东西再去占有其他的东西,那时你将拥有自己,也拥有他人。”这次转变对小麦肯而言也是一次飞翔,但与后来奶娃的飞翔相比,他的飞翔缺少了对黑人来说至关重要的历史文化含义,这次飞翔对他来说是质变的,同时也是变质的。这样做的后果是令小麦肯在物化自己的同时也物化了别人。在家中,他形成极强的父权主义,妻子和女儿在他的支配下,或多或少都有心理扭曲和变态的迹象。对奶娃的影响则是使奶娃形成极度自私和麻木不仁的心理,并极度轻视女性,他谩骂母亲,忽视姊妹的存在,对表妹哈加尔始乱终弃,以及对派拉特以德报怨等等,这些都是极好的明证。但不可否认的是,小麦肯敦促奶娃去偷窃派拉特的黄金这一事件却在无意中激发了奶娃“飞翔”的本能。克里素在讨论《所罗门之歌》的情节时指出:男人的世界在外面,“他们的生活节奏是外向冒险,奶娃需要上某个地方去”。对奶娃来说,这次冒险的结果虽没有找到黄金,却促使他踏上了寻根问祖之旅。在某种程度上,奶娃的寻祖有着双重的含义:既是反抗小麦肯的父权主义的结果,也是对小麦肯时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