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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76年,中国政治出现重大转折。自此之后,中国逐渐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新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代写英语毕业论文特别是英美文学翻译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在中国翻译史上书写了新的篇章。本文尝试把新时期的英美文学翻译分成3个阶段,即解冻阶段、复兴阶段和活跃发展阶段,然后对各个阶段的特点进行总结,并且描述新时期英美文学翻译发展的总体趋势。

关键词:新时期英美文学翻译翻译史

0.引言

1976年10月,中国政治出现重大转折。自此之后,中国逐渐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新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特别是英美文学翻译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在中国翻译史上书写了新的篇章。

新时期的英美文学翻译大致可以分成3个阶段:从1976年10月到1978年11月,是英美文学翻译的解冻阶段。在这一阶段,出版社开始突破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严格限制,经过精心挑选,出版了少量外国文学翻译作品,主要是重印文革之前出版过的外国古典文学译著。1978年11月到80年代末,是外国文学界的拨乱反正以及英美文学翻译的复兴阶段,许多曾经遭到禁绝的英美文学作品,包括现代派作品以及后现代作品等逐步获得了翻译的合法性,开始被陆续译介给中国读者,并成为新时期外国文学翻译的主流。1990年至今,是我国英美文学翻译的活跃发展阶段。

1.解冻时期(1976·10—1978·11)

文学无法回避政治和时代的影响,在对中国翻译文学史的书写过程中,政治永远是无法忽略的因素。对于“新时期”在时间上的划定,人们习惯于以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为起点。还有学者倾向于把1978年5月11日作为新时期的起点,因为那天《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文章,标志着我们国家“拨乱反正”的开始。具体到外国文学的翻译史,起点应该划在哪里?我们倾向于把1976年10月作为我国外国文学翻译史上一个新阶段的叙述起点。对这样的划分有可能会有不同的意见,认为就第一个阶段而言,最早的外国文学译作出版毕竟发生在1977年11月、12月,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率先出版了《希腊的神话和传说》、《一千零一夜》(一、二、三)、《威尼斯商人》、《哈姆雷特》、《雅典的泰门》、《死魂灵》等世界文学名著,其中英国文学名著占了3部。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这一举动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任何出版工作的完成都需要一个过程,虽然1976年对英美文学的翻译还是一片空白,没有出版任何英国或是美国文学作品,但从1976年10月文革结束开始,上述作品的出版工作很快就展开了。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解冻的。1976年10月是中国新旧两个时期的分水岭。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标志着长达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是中国告别文革时期、走向新的历史时期的关键时刻。从“四人帮”倒台这一事件,人们获得了一个讯息,那就是,文革结束了,左的错误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拨乱反正迫在眉睫,长达10年的动乱、隔绝、书荒就要结束了。思想解放的潮流奔涌欲出、势不可当。因此,虽然无论是英国文学还是美国文学当时都还没有译作问世①, 1976年10月仍可视为新时期英美文学翻译史的起点。

因为是刚刚解冻,这个时期我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反映出一些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国文学界和翻译界在思想领域的解放和开放方面走在了社会的前面。率先出版的这些外国文学作品可谓是“春来第一燕”。文革结束后的第一年,即1977年,外国文学界和翻译界就开始复苏。那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尚未提出,“两个凡是”尚未推倒,外国文学、翻译界的学者却敢为天下先,为别人所未为,突破了文革时期的严格限制,出版了上述外国文学译著,表现出了少有的先见和勇气。当然,当时出版社在决定出版哪些外国文学作品的时候还是相当谨慎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之所以选择这些世界名著重印出版,还是有点试探性的意味,因为这些名著的政治保险系数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高的。根据有些学者的分析,当时出版的5本书都具有一定的“安全系数”。古希腊神话与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不具有多少意识形态色彩,相对来说比较安全。果戈理的《死魂灵》的安全系数来自于译者鲁迅,因为鲁迅是文革中未倒的旗帜。而《哈姆雷特》、《雅典的泰门》和《威尼斯商人》的作者莎士比亚则是马列文论中屡受称赞的作家。(赵稀方,2003: 3)稍晚, 1978年10月,由三联书店出版的由董乐山翻译的《“我热爱中国”———在斯诺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众所周知,斯诺一直以来被视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

第二,出版社推出的都是旧译本的重印。文革刚刚结束,出版社无米下锅,因为即使马上组织译者进行翻译,也还需要一定的时间。1977年,美国文学的翻译出版还没有开始,而英国文学的翻译却可以启动了,一方面是因为莎翁的特殊地位,另一方面也因为出版社手里有文革前就已排好版的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的译本。1977年12月,莎翁的《哈姆雷特》、《雅典的泰门》和《威尼斯商人》首先出版,第二年《亨利四世》跟着出版。1978年4月,人民出版社又将朱生豪翻译、文革前就排好版的《莎士比亚全集》全部推出,共11卷,约267万字。由董衡巽等编著的《美国文学简史》(上册)于1978年1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对美国文学的介绍也随之开始。1978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美国短篇小说集》,这在我国外国文学翻译史上是不可忽视的一件事。

第三,一些外国文学期刊开始创刊或复刊。1978年7月,上海译文出版社《外国文艺》创刊,创刊号中刊登了美国约翰·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等现代派作品。同年,著名的外国文学翻译期刊《世界文学》杂志复刊。这些外国文学期刊的创刊或复刊为我国外国文学翻译从1978年底开始的逐步复兴创造了条件。

2.复兴时期(1978·11—1989·6)

新时期英美文学翻译的真正复兴开始于外国文学界的一场拨乱反正的大会,而这次大会又得益于1978年6月13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认真调整党的文艺政策》。这篇文章由“文化部理论组”撰写,在对“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阐释上,只强调“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而舍弃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重大变化,传达出非常重要的讯息,因为我们党的文艺方针长久以来一直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命题,而由此延伸出来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长时期被奉为圭臬。这篇文章的发表可以说是标志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思想开端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奏曲之一,并为1978年11月外国文学界的拨乱反正奠定了基础。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一个月,即1978年11月,外国文学翻译界在广州召开全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八年规划会议。这是外国文学界一次拨乱反正的大会。所谓“拨乱反正”,其实就是重新肯定“十七年”的文艺路线所取得的成就,肯定“十七年”的文艺路线,修正文革期间对外国文学所采取的禁绝政策,重新评价西方现当代文学作品,制定适合新的历史时期的翻译政策,确定研究和介绍现当代外国文学新成果和新思潮的重要使命。

以英美为主的现当代文学,长期以来一直被称为资产阶级的文学,对中国读者来说,似乎是一个陌生而可怕的领域。“在一般人看来,它在政治上是反动的,思想内容上是颓废的,表现方法上是违反艺术创造规律的,甚至根本谈不上艺术性。”(柳鸣九, 1979)这些作品在文革期间“完全被否定,不能公开出版,在图书馆里也很难找到,大学讲坛上更是从不讲授”(柳鸣九, 1979)。正因如此,在文革期间,英美现当代文学作品在中国的翻译就不能不受到严重的限制,除了个别内部发行的作品之外,几乎是一片空白。而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重新评价西方现当代的文学作品。著名批评家、法国文学专家柳鸣九在会上做了题为《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评价问题》的长篇发言,肯定了西方现当代派作品在思想、艺术上的积极意义,这篇报告后来连载在《外国文学研究》1979年1、2期上,是新时期为西方文学作品,特别是现代派文学作品平反的第一篇文章。此外,会议还制定了一个草案,提出未来外国文学研究的4项工作任务,其中之一就是要“研究和介绍当代外国文学的新成果和新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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