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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人类最重要的思维工具和交际工具,它与文化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既是文化的载体,又是文化传播和延续的工具。一切文化活动、文化创造和文化的发展都离不开语言,语言是文化产生、传承与发展的重要形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风俗习惯和文化背景,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宗教信仰、行为准则等都不尽相同,这些因素必然会反映在本民族的语言里,所以,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下,无论是语言的内涵还是外延都不可避免地渗透着各自民族文化的特质,俗谈作为韩国语言中的精华,更是集中而典型地反映了大韩民族的文化特征。韩国“俗谈”一词顾名思义,是指“通俗的言谈”。李基文先生曾这样赞美“俗谈”,他说“’俗谈’的字字珠玑无不反映着一个民族社会的悠久历史和智慧的光芒!”可见,“俗谈”所蕴含的民族文化之深远与博大。在韩国,“俗谈”一词最早出现在宣祖时期柳梦寅的《於于野谈》,当时是用汉字表示的。大约在18世纪左右,“俗谈”被人们普遍使用。现代的韩国国语词典类书籍上关于“俗谈”的定义如下:1•韩文学会编撰的《大词典》中,将“俗谈”定义为“世间流传的简单的格言”。2•李熙编撰的《国语大词典》中,认为“俗谈”是由古代流传下来的一种民间格言,形式简短,具有教化、讽刺、经验、幽默等特征。3•张得春在《口碑文学概述》中将“俗谈”定义为“人民群众中流传的惯用语句。”同以上国语词典类书籍关于“俗谈”的定义相比,“俗谈”的特性更能从民俗•文化的角度体现出来。下面是《韩国民俗大事典》关于“俗谈”的定义:“俗谈”作为一种在群众中生成的惯用表现,是为了强调一种普遍的含义而使用的具有一定功能的精练的语言形式。“俗谈”通过其简洁的形式隐喻出平民的生活哲学:作为社会的产物,“俗谈”具有明显的乡土性和时代性。即“俗谈”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为素材,讽刺隐喻世态炎凉,反映广大群众的思想信念,具有处世教化和幽默等特点。(中略)“俗谈”的内容反映出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它通过大量的比喻生动地阐述日常生活中是真理,从而达到一种辛辣讽刺和谆谆教诲的目的。从表现形式上看,“俗谈”以通俗乃至卑俗的表现形式居多。(中略)“俗谈”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生活状态以及他们的风俗、习惯、信仰等,所以“俗谈”往往可以作为一种社会教育手段,起到很好的警戒、劝诱、教育等作用。(中略)“俗谈”具有不以两班阶层而以群众为主的民俗特点,但它是充满睿智的语言艺术,是一种纵观人生的语言形式。在韩国“俗谈”的素材类型中,比重较大的是“人物”素材,且“女性”素材数量远远多于“男性”素材,这说明女性比男性更受社会的广泛关注或批判,根据“俗谈”所反映的事实,可以看出传统的韩国社会女性比男性承受着更大的社会压力,她们一度是社会批评、教育和监视的对象。关于女性的“俗谈”形象而生动地反映了传统韩国女性所处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态。

一、从俗谈透视社会关系中的女性地位

女人撒手便坏,器皿借出即碎。(反映旧时忌讳女人参加社会活动的思想)几乎没有与女人无关的案子。(与中国的俗语“女人是祸水”相似)三个女人没好言。(与中国的俗语“三个女人一台戏”相似)并不因为母鸡啼晓天就会亮。(意思是:女人说话没用)以上俗谈深刻地反映了在传统的韩国社会里,在“男尊女卑”思想笼罩下的韩国妇女的社会地位,她们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结婚以后大多不能参加工作,即使参加工作,报酬也比男性低,她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家务劳动,一般都要守在家里,伺候丈夫和老人,抚养孩子。所以她们基本上没有社会发言权,在繁重的家务劳动和沉重的精神负担下一度成为被社会藐视和贬低的对象。以上俗谈不同程度地把女性比作罪恶之源。

二、从俗谈透视家庭关系中的女性文化

在韩国“女性素材俗谈”中,最多的是反映年轻女性遭受来自社会及家庭的虐待、藐视和诽谤的女性形象。想坐就坐呗,却偏偏往老公公的头上坐。(比喻儿媳妇不会办事,不懂规矩)长得不漂亮的儿媳妇月光暗淡的夜晚却带着斗笠出行。(指儿媳妇办事不讲究分寸)婆婆想唱的歌,儿媳妇先抢着唱了。(指儿媳妇办事不长眼神,不看时候)厨房手艺不高的儿媳妇为了讨好,一再挤眉弄眼。(与中国的俗语“丑人爱照镜”相似)这些俗谈反映了在家庭中婆婆对儿媳妇百般挑剔和不满的情绪,可以看出婆媳之间由来以久的微妙和紧张的关系,而以下俗谈则把婆媳之间这一尖锐矛盾的原因刻画得入木三分。如果做不好人家的儿媳妇,连村子里的狗都小瞧你三分。嫁给人家头三年要装做聋子,后三年要装做瞎子。新媳妇的威风要从进门那天起开始压制在传统的韩国社会,女人结婚以后要和父母生活在一起,那么新媳妇从踏入婆家的门槛时起,就进入了封建家长制度下的大家庭。也许是由于被母亲辛勤抚育长大的儿子结婚后对母亲的感情日渐疏远,使得心理上顿时感觉空虚的母亲产生怨愤之情,也许是由于新媳妇在家务上处处比婆婆优秀,使婆婆有失颜面,于是婆婆把这些不满与愤怒都一股脑地转嫁到莫名其妙的儿媳妇身上,这样儿媳妇从一进门那天起就开始不停地遭到怀疑和攻击,她们只有时时小心,谨小慎微,承受来自家庭和婆婆的种种考验。在男主外,女主内,提倡“贤妻良母”的社会环境下,身为儿媳妇的女性,即使有口也无处讲理,知道了也要装做不知道,她们只能在这种所谓的“传统”和“家风”的羁绊与枷锁中过着木偶般的生活。

三、从俗谈透视婚姻关系中的女性地位

在传统的韩国社会中,不同辈分的女性在家庭生活中互相伤害,尤其是晚辈的女性受尽了冷嘲热讽,她们期望在丈夫那里找到安慰,但现实是怎样的呢?试看下列俗谈:明太鱼和小豆只有敲打才会脱皮,蠢人和女人必须管教(打骂)才会懂事。(意思是:在女人和丈夫意见不同时,男人应该用强硬政策。)从以上俗谈可以看出,女性在传统婚姻关系中处于附属地位。她们不能有自己的主观意志,对待事情不能参与意见,更不能有任何决策权。丈夫在家庭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妻子要服从丈夫,除了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丈夫以外别无选择。丈夫可以把妻子当作自己的附属物或财产的一部分来看待,就如同一件物品或家畜一样,可以任意被呼来唤去。“妻子”和“丈夫”是两个根本无法平等对立的人格概念。韩国的户籍法就开宗明义地规定,结婚以后,女方只能加入男方的户籍,丈夫成为理所当然的户主。如果户主死亡,继承户主位置的第一人选是儿子,然后是孙子、女儿,第四位才轮到配偶。这完全是“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现代演绎。同样的,丈夫亡故后,妻子没有独立继承权,必须由子孙或者公婆共同继承遗产。从上所述,大家可以一瞥传统韩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及生活状态,她们被社会家庭的双重枷锁拷住,难以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当代韩国女性地位已有所提高,但仍普遍存在着同工不同酬,福利待遇差,晋升难的问题。由此可见,在韩国社会里,要想达到真正的男女平等,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张得春•口碑文学概述•1971P187~188•
2•韩国民俗事典编撰委员会•韩国民俗大事典•(汉城)民族文化社,19911P873•
3•李基文•俗谈辞典•序文Ⅲ•
4•郑钟和•韩国传统社会的精神文化结构象•高丽大学出版社(汉城),199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