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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韩国的民族文化特性主要体现四个在方面:异质性儒家文化、多元文化的融合与改造、“自励”与“排它”下的忧患与团结、尊师重教下的民族竞争力。正是这种民族文化指引指引着韩国的现代化进程,使韩国经济迅速跃居“亚洲四小龙”的地位。因此理解和把握文化与经济之间的互动,有助于我们重塑中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研究韩国现代化中的民族文化特性,将对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

[关键词]民族文化;韩式民族精神;现代化

一、韩国文化特性分析

文化是潜移默化于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人类生活的所有层面并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精神形态,如在经济层面则表现为经济哲学、经济文化、国民性等。[1]因此它实际上构成了一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民族竞争力的软性力量。那么韩国的民族文化特性主要体现在那些方面呢?

(一)异质性儒家文化。韩国文化一直被认为是东亚儒家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它首先具备了儒家文化的诸如“仁义”、“忠诚”、“谦让”、“中道”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2] (P•121)但同时由于特殊的历史进程和地缘地理背景,它在进入近代以后先后融合了佛教和基督教等外来文化,在思想领域实现了对儒家核心价值的改造与异化,那就是使儒家的“忠孝仁义”伦理高度制度化,成为具有韩式特征的伦理政治,实现了伦理与政治的分离,使他们能够一方面固守思想领域的民族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又能够在政治、经济领域对西方的文明进行解构与吸收。而正是这种东方的伦理与西方的文明相结合成就了极具特色的“韩式民族精神”。同时那种建立在对外来入侵的“应激———反应”的压迫性特征,也形成了韩国政治与经济双翻身的特殊精神动力[3],这种特殊的民族文化背景使其民族主义与权威政治相结合,成为旨在使社会生活一体化并通过政府的群体动员来推进现代国家发展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动力。

(二)多元文化的融合与改造。20世纪80年代中期,韩国天主教徒增加到110万人,成为世界第四大天主教国家,新教教徒也增加到900万人,占总人口的24%。宗教信仰上的多元性,使基督教的战斗精神、儒家的权威主义和佛教的被动性整合在一起,为韩国的民族精神提供了一种更加可靠的信念和制度基础为它增加了平等的观念和对独立以外的某种权威的尊重,张扬了民族个性,为传统文化输入了新鲜的血液,这种心灵的“神化”与儒家极具实践性的世俗人生哲学相结合,使韩国人的国家本位主义十分强烈,甚至要求牺牲自我。

(三)“自励”与“排它”下的忧患与团结。韩国民族主义精神一方面图强自立,为民族不惜流血牺牲,另一方面又极具警惕性,保持清醒的大脑。在韩国城市与乡村,韩文、汉文和英文广告等随处可见,唯独不见日文广告,韩国成立50年来没有上演过一部日本电影、电视剧。今天,他们仍然始终不忘民族仇恨,对日本侵略史记忆犹新,对军国主义复活高度警惕,而且这种“记忆”和警惕是普遍的,是“上下一致”、“老幼一致的”,构成了整个民族意识。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们从民族利益出发与昔日的殖民国在经济与技术上打交道,刻苦学习日本的技术、高价买日本的技术,与日本发展经贸往来,以求自己的民族振兴,同时又不放映日本电影,不唱日本歌曲,防止日本文化同化韩国人。这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化和心理的侵略所保持的警惕性比政治和军事上的警惕性更宝贵。[4]而对儒家文化,近代以来韩国人一直走在寻求文化主体性的道路上,他们刻意推翻儒家文化的影响,这一切都着眼于使高丽文化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模式立足于世界文化之林,这种一往无前,自强不息的民族进取精神成为振兴韩国经济的催化剂。

(四)尊师重教下的民族竞争力。韩国人对教育的重视随处可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教育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经济的发展速度。在1970年仅为70•1%的初中入学率到1995年已达到了99.9%,高中入学率也从同期的26.9%提高到98.7%。据1984的统计,韩国教育经费已占GDP的13.3%,遥遥领先于日本(1983年为5.7%)等一些西方国家,[5]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统计,韩国人文发展指标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尊师重教在韩国蔚然成风、崇尚教育已成为韩国人的国民精神。正是由于教育的不断提升,韩国的民主化进程不断加快,基本实现了法治主导下的政治运作,克服了东亚儒家影响根深蒂固的人治传统,在全社会营造了一种公平,民主、进取的社会氛围,为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增强了整个国家的竞争力。

二、民族精神指引下的现代化进程　

　
从20世纪60年代韩国连续保持了35年的7%~9%的GDP增长,创造了世界奇迹。在这一现代化进程中,韩式民族精神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一)民族忧患下的经济中心主义。正是由于韩国民族的自立与忧患使他们把经济发展作为国家的头等大事。在政治民主化进程曲折回还的背景下始终注意保持经济发展的持续与稳定,例如在朴正熙时期,他强力推行“经济第一主义”,大力扶持大型企业,通过军人高度集权,摧毁一切不利于经济发展的障碍,整个国家就像一个大公司,总统就是总经理、政府就是企业管理机构,各个企业只是生产车间或销售机构。[6]韩国经济就在这样的高度权威主义指引下高速发展。这一时期,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7.1%,1975年达到15.1%,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汉江奇迹”,成为“雁行模式”的佼佼者,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样板。

(二)牺牲一己的国家主义。韩国人把个人价值置于整个国家民族和社会价值之中,以“经世致用”与“内圣外王”作为人格标准,从而以对社会、国家的贡献大小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高低,使整个国家与个人的利益和衷共济,融为一体。举例来说:1997年经过亚洲金融危机的打击,韩国当时的外汇储备只剩下38亿美元,整个国家都要倒闭了,没有人能否认韩国人的民族性在重整河山的大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危机面前韩国人空前团结、“主动捐金”,帮助政府还债,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为国耻。“身土不二”(意为韩国土地上生产出来的东西最适合韩国人的身体)的口号经过长期的宣传已经成为一种消费理念,政府引导国民购买和使用国货,保持了国内市场与弱势产业。政府一声令下,刺激内需,老百姓就纷纷上街购物,用信用卡到银行贷款消费,这是任何一个政府都不敢奢望出现的情景。可以说韩国经济的复苏更像是一场“爱拼才会赢”的全民反击战。韩国汉城拥有350万辆汽车,大街上跑的全是“现代”、“大宇”等国产车,虽然用国际化的眼光来看可能不符合全球化与世贸组织的标准,但是从民族经济振兴的角度,从发展中国家所应有的发展战略和基本因素的角度看,这种状况不正是体现着一种宝贵的民族精神和足资借鉴的发展经验吗?事实上,那种在开放前提下的自我保护意识正是“韩式民族特性”的典型体现,你可以说它狭隘,也可以嫌它落伍,但是无法否认它作为一种观念形态成功助推了韩国经济的起飞。

(三)“新儒教主义下”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马克思•韦伯所指的新教伦理即是:“诚实、守信、勤奋、节俭”。这些精神培育了现代资本主义,与儒学相比的不同之处在于西方是以宗教或社会的伦理为基础,而儒学却强调一种内在的人格力量。这一方面促成了韩国人格化的伦理观、国家观和权威观,另一方面又在韩国转化为一种程序性原理,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基础上避免或克服了现代化急剧变革过程中引起的社会失序现象和发展性危机,加强了对分散的经济与政治资源的宏观控制,增强了社会凝聚力,调整了集团的利益冲突,促进了社会的整合。[3]同时韩国人充分发挥儒学中所包含的“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宽广胸怀,“诚实守信、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以及“乐群贵和”,“推己及人”的行为准则有效地遏制了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举个人、家庭、国家之力把企业做大、做强,实现了经济与企业的互动与可持续发展,造就了一大批诸如“三星”、“SK”等的大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