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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些年，中国诗坛就对“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进行了一些写作立场的讨论；而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有关其语言（创作）立场的讨论也已经持续了很多年。语言即立场，立场又往往通过语言来表现。语言和言语的风格与语言人的政治、社会乃至情感立场很多时候都是一致的，习近平的平民化语言就与其亲民的执政风格保持着高度默契。

二、语言立场的基本理论

“语言立场”乃是存在已久的事实，只是表象之下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按照著名语言学家萨皮尔（Edward Sapir，1921）的理论，人生下来，在非社会组织结构中生存，是有可能直立行走的，因为身体本身的结构赋予了这种可能性，但肯定不可能学会说话[3]。言语是人社会化的结果，是后天获得的文化的功能，因此语言学的理论核心一定是人文的。借用佐伊基（Arnold Zwicky, 1989）对“社会语言学”的界定，也许我们可以假定“语言立场”就是says what on which occasion and by which way（在什么场合说什么和怎么说），它反映了语言人在话语环境中的基本态度。由此笔者不揣浅陋，给“语言立场”下了一个粗浅的定义：语言立场就是语言本身所固有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内隐，以及语言人通过词汇、语音、语调、句法等外在结构形式赋予的政治、社会、文化立场和情感态度。1.语言与社会语言立场应该属于社会语言学或语言人类学的范畴。语言是强加给语言人的一种“世界观”，语言具有世界观和本体论的性质，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和世界观深埋在语言结构之中[4]。语言不仅仅是交际工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还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是阶级的体现。1399 年亨利四世继位之前的三百多年里，英国统治阶级一直使用法语，更早前则长期使用拉丁语，英语一直都是平民的语言。罗马帝国崩溃后，拉丁语淡出了核心政治成为 deadlanguage；而法国人被赶出英国后，英语才正式成为国语。语言与语言人的社会地位往往是一致的。中国古代的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多使用文言文，老百姓只会说白话文，鲁迅笔下的孔乙己穷困潦倒却满口之乎者也，实际上也是希望通过语言提高自己的身份。语言的阶级性是一个客观存在，语种和语言本身从诞生开始就已经融入了相对应的社会、政治和民族属性。很多时候，语言的社会地位就决定了语言人群的社会地位和语言本身的生存机会。官方语言总是会获得更多的特权和机会，少数民族语言区的经济、文化乃至教育总会因为语言问题而事倍功半。因此多语言国家的少数民族语言、地区方言和官方语言之间一直都存在语言和语言人地位的明争暗斗。当年印度为了平息各少数民族对官方语言地位的争夺，不得不将殖民者的语言———英语作为官方语言。我国标准化羌语推广失败的主要原因也与标准音点的选取失误有关[5]。语言立场的社会性远不止于此，在漫长的人类语言史中，语素本身也固化了历史积淀及相应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如“朕”和“寡人”之所属，“您”和“你”之所指等等。中国普遍存在的辈分名现象，英美国家女性婚后从夫姓的现象，都使得人的社会性在语言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在这些事件上，语言的变化体现的是语言人社会地位、人格立场和思想观念的变化，甚至反映了整个语言人群的集体价值取向。2.语言与心理如果说理论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的结构，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的功能，那么心理语言学研究的则是语言的过程。语言（langue）是固化的，但言语（parole）却是动态心理过程的外部反映。米勒（G. Miller，1973）对于理性知识(conceptual knowledge)和信念系统（systems of beliefs）的划分就属于心理学的范畴。辛格（Singer，1990）也认为，对语言的研究是一个心理问题, 因为语言是人类大脑的产物,而心理学是关于大脑的科学[6]。本文主要关注的是语言立场对三语教学的意义，因此更多的是从语言与思维和文化模式之间寻求关联。语言具有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属性。从文化语言学的视角来说，语言不仅仅是词语的堆砌，语种之间的差异也不仅仅是语音和符号表征的差异，更多的其实是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念的区别。人类是按照他所接受的语言的意义系统和价值体系来观察世界和思考问题的，社会的人不可能脱离语言而独立于本体之外的“无”。首先，母语对语言者思维模式的形成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母语的语言结构决定着语言者的思维结构，而且这种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因为“母语学习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在习得语言的同时，儿童也在学习一种看待世界和适应周围社会环境的方式”[7]。“在儿童学习一种语言的过程中，他又同时在无意识或潜意识中埋下了该语言所蕴藉和规定的文化模式，包括思维方式，行为模式等”[4]。因此，同一个语言人群的内部成员具有很多共同的思维定势和习惯倾向。即使人们学会了另一种语言，并企图借此逃离母语的世界，他们仍然无法完全摆脱这种思维定势的影响，从文化和心理上难以完全进入另一个语言人群的世界。世界各国的移民群体与土著居民之间的文化和心理隔阂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其次，语音、词汇和句法结构等语素本身也沉淀着民族的集体心理因素。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语言灵物崇拜[8]。词汇本身所指向的客观世界被赋予了情感色彩之后，就有了诅咒或祈福的魔力。也许正因为如此，人们怕触怒了上帝或魔鬼，才有了早期的禁忌语，并找到了禁忌语的替代品———委婉语。现代社会的禁忌语和委婉语虽然已经逐步摆脱了这样的魔咒，但趋吉避祸仍然是各民族语言的一个习惯性倾向，即使语言学家和哲人也走不出这样的怪圈，就好像语言学家将 TOEFL 汉译为“托福 ”的时候，其文化立场和语言拜物教思想已经非常鲜明。此外，人类都是好面子的，而面子又是通过语言来表现的[9]，语用得体就成了非常重要的社会默契，这也是语言教学，尤其是外语教学的主要目标之一。言语是思维活动的外在表现，语言人往往通过词汇、语音、语调乃至句法结构的选用来体现其立场，例如“坐”、“请坐”、“请上座”，虽然组合简单，但语言人的基本态度（立场）却已经非常了然。

三、语言立场在藏汉英三语教学中的应用

语言教学的传统研究往往忽视了语言习得的视角；语言习得（SLA）的研究又主要是从人的内在语言能力的角度研究心智认知的模式和途径，缺少了心理图式的层面。语言立场理论正是从学习者的视角得出的结论，弥补了上述研究的缺陷，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三语教学具有重要意义，有时候甚至是决定性的。自从语言意识形态进入语言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后，讨论和评论语言教学的内容与方式也发生了重要的革命。从获取语言的形式来说，儿童咿呀学语的过程是无意识的（或者下意识的）、非正规的，克拉申称之为“习得”，而外语往往是通过有意识的正规学习才能掌握的。这其中的“无意识”和“有意识”本身也是一种立场所在。在外语学习中，人们很难将母语和目的语完全决裂开来，并且总是或多或少地从母语的立场去组织目的语，这就产生了中介语（inter-language）。而且少数民族地区的外语教学还有媒介语（media language）的问题。中介语的存在可以认为是习惯性思维所致，但媒介语的存在一定是语言政治和社会地位的不平等造成的———目前我国的外语教材体系基本都是以汉语言文化为依据的，加上乡土教材和本民族外语教师的匮乏，少数民族地区的外语教学实际上也变成了民汉外三语教学，人们不可避免地要从媒介语的立场来解读目的语文化现象[1]。1.在文化共性中谋求媒介语的平衡汉语作为媒介语似乎是顺其自然的，但从汉语言文化的立场去解读外语文化对民族学生又是不公平的，很容易导致学生的心理紧张和文化困惑，最终在恐惧和排斥中产生文化休克，乃至于发生水磨中学那样直接的民族冲突。在少数民族语、媒介语（通常是官方语言）和外语（目的语）三语教学中，媒介语充当着桥梁的角色。但这个桥梁是只有一个支点的独木桥，要保持支点的平衡，做到完全中立几乎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让这个桥梁努力朝着有利于目的语学习的方向倾斜。就是文化立场的选择。以藏汉英三语教学为例，目前普遍的做法是从汉语言文化的立场去解读英语文化，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