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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出自优秀翻译家笔下的模范之译作，评价其艺术价值、所遵循的翻译原则及采用的相关技巧，意在立为范文，为翻译界同行或初学者视为楷模而学之；后者则重在剖析粗制滥造之译作，分析并纠正其中的错译和误译，意在警示他人以此为鉴。不过，这两类翻译批评并不能截然分开，因为二者之间有时也会出现互相交叉的现象（如为欣赏而作的翻译批评有时也带有一点有关误译或败笔的批评）。
翻译批评就其思想方法而论可分为3类： 1）功能性批评（functional approach）, 2）分析性批评（analytical approach）和 3）对比性批评（comparative approach）。功能性批评在分析和评论译文时较为笼统，其重点在整个译作的思想内容而不顾及语言细节。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一个主观的批评方法，类似老师凭印象给学生打分。分析性批评则是较为细致客观的剖析，译文中的每一个词语、每一句话、每一语段和段落都会对照原文加以对比和分析，错误的译文被分门别类地挑出来加以评论，并提出改进意见；好的译文挑出来加以褒扬。对比性批评是选择同一原作的若干种译文，同时采用译文与原文对比、译文与译文对比的方法找出各自的优劣之处。好的加以褒奖，劣的予以批评。
翻译批评有助于克服翻译界存在的滥译、乱译等问题，因而对繁荣我国翻译事业有着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翻译批评有助于纠正译作中出现的错误、改进不足，因而对提高译文的质量有着积极的作用；翻译批评还是联系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重要桥梁，因为任何翻译理论的建立均有待于翻译实践的检验；反之，任何翻译实践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一定的翻译理论。翻译批评还是翻译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有助于增强学习翻译人员的翻译能力，提高其翻译水平，扩大其知识范围，加深对所译作品或材料的了解，学习新知识，提高译出语和译入语的水平。比较语言学、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学习和研究也离不开翻译批评。因此，做好翻译批评与做好翻译应是同等重要的，是相辅相成的，切不可等闲视之。
二、翻译批评的原则
正如从事翻译实践必须遵循一定的翻译原则一样，翻译批评同样必须按照一定的原则进行。不过，从翻译批评的历史和现状来看，我们至今还没有、实际上也不可能有一个公认的统一标准。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就指导翻译实践的原则而言，我们已经有着多种翻译标准的存在：以作者和读者为取向的翻译原则(the author-and-reader-oriented translation principle)、以译出语或译入语为取向的翻译原则（the source-language-oriented or the target-language-oriented translation principle）；以美学为取向的翻译原则（the aesthetic-oriented translation principle）；以社会符号学为取向的原则(the sociosemiotic-oriented translation principle)。不同的翻译标准对译者、翻译过程和结果影响极大。其次，翻译批评原则的确立和选择往往是因人而异，因时空条件而异，因原作的体裁和内容而异。所谓因人而异，主要是指不同的翻译批评者在确立翻译批评原则时往往带有一定的个人主观色彩；所谓因时空条件而异，主要是指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因素（如政治、文化政策、读者、市场需求等）对翻译标准和翻译批评标准的确立有着不同的要求；所谓因原作的体裁和内容而异，则是指所译作品因体裁、题材的不同而对翻译批评标准的选择不一。例如文学家批评翻译作品时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以美学为取向的翻译批评原则，而传播学家则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以读者为取向的翻译批评原则；再如有人批评文学译作时可能多遵循以美学为取向的原则，批评科技译作时多遵循以原作为取向的原则，批评商贸译作时多遵循以读者为取向的原则；还如"五•四"时期的翻译批评原则就与21世纪初的翻译批评原则不完全一样。下面一例选自舒启全批评张振玉所译林语堂先生英文小说《Moment in Peking》：
"原著内容之丰富，确实堪称近、现代中国的百科全书。贯穿全书内容的作者对民主、改革、爱国的思想在蒙上一层庄子哲学的神秘、梦幻，命运论的色彩。这就要求译者不仅应是"近代中国通"，而且还应是"古代中国通"。不但要能对现代汉语和白话文运用自如而且还要能精通活用古代汉语和文言文。张教授译林博士的这部宏篇巨著，确实"门当户对"，不仅译文忠实地再现了原著的思想内容，而且译得色调鲜明，形象入微，活灵活现，传神入化。在下略举几例，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The ignorant old woman who ruled for the entire la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did more than any other single person to hold back China's progress. Without her the progressive Emperor Kuanghsu would certainly have gone on with his reforms. To the end, the Emperor, like an eagle deprived of its wings, remained submissive to his aunt. Ignorance added to a strong character was a double curse; stupidity joining hands with stubbornness was twice stupid.
那个愚蠢无知的老太婆统治了十九世纪的后五十年，使中国不能进步，她可算功劳第一。若没有她，锐意求进的光绪皇帝，一定会进行他的维新大计。光绪皇帝，象个剪去翅膀的苍鹰，一直对他这位大权在握的了老伯母必恭必敬，百依百顺。愚而妄，其为祸害则加倍的强烈。愚蠢再与刚愎携手，则愚蠢倍增。
ignorant修饰慈禧太后，译成"愚蠢无知"，progressive修饰光绪皇帝，译成'锐意求进'，reforms译成'维新大计'，真是达意移情！ did more than any other single person to hold back China's progress译成'使中国不能进步，她可算功劳第一'，再现了原著幽默的风格。 ignorance added to a strong character译成'愚而妄'，was double curse译成'其为祸害则加倍的强烈'，stupidity joining hands with stubbornness译成'愚蠢再与刚愎携手'，was twice stupid译成'则愚蠢倍增'，不仅言简意赅，而且句式对仗，读起来上口，听起来入耳，增强了译作的感染力"。（舒启全："貌似神合惟妙惟肖——评张振玉译《京华风云》"，《中国翻译》，1989年第2期）
毋庸置疑，舒启全所遵循的翻译批评原则是"以作者和读者为取向的翻译原则"，即译作必须在思想内容和文体风格上忠实于原文，在表达上明白晓畅，符合译入语的语法和习惯表达方式。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舒启全通过分析典型实例来批评张振玉的译文，所给评价全是正面的。这种批评无疑是为欣赏而作的翻译批评，意在立为范文，为翻译界同行或初学者视为楷模而学之。
以下一例选自王应云对武光建所译英国著名作家Goldsmith的小说"The Story of Vicar"的批评：
If the cakes at tea ate short and crisp, they were made by Olivia; if the gooseberry wine was well knit, the gooseberries were of her hathering; it was her 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