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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性主义者看来，“无论是妇女写作还是女性主义批评都必然是‘一种双声话语’，既表征男性，又表征占支配地位；既在女性主义之内言说，又在批评之内言说”。[1](p.19)简·奥斯丁是生活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里的女作家。在那样一个社会里，女作家要想“合法地”、有效地建构自己的话语权威，就必须借助男性主导的写作修辞和社会常规，巧妙地采用某些间接的、迂回的写作策略和技巧，采用“双声话语”的形式，从内部颠覆其权力机制，从而从文本内部呼出自己的声音，建构自己的话语权威。因而奥斯丁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双层文本策略，她的《诺桑觉寺》则明显地体现了女作家的这种叙事策略。表面上、《诺桑觉寺》继承了父权文化中“灰姑娘”式的浪漫爱情喜剧的题材与模式，描写一个中产阶级的年轻妇女进入复杂的社会后，由于幼稚以及缺乏经验而遭受了种种挫折与磨难，但最终通过自省成功地到达她在社会中的正确位置，成为了一场完美婚姻的女主角。然而，在这个传统婚恋故事的背后，奥斯丁还揭示了一个比表层的浪漫喜剧要严肃得多、深沉得多的社会现实。这个社会现实就是：女主人公由于性别、阶级以及经济方面的原因，蒙受了各种社会势力的贬损与欺蒙，逐渐意识到自己身为女性在经济、婚姻以及家庭等领域中所处的弱势地位。但是奥斯丁并未让她的女主人公就此屈服于各种男权势力的压迫和认可自己的弱势地位，她的女主人公依旧通过坚持道德原则以及一定的个性自主而最终获得完美的婚姻。

一、“灰姑娘”的成长《诺桑觉寺》的主要笔墨集中在凯塞林·莫兰和亨利·蒂尔尼这一对青年男女一波三折的恋爱故事上。小说的女主角凯塞林·莫兰是一个牧师的女儿，随乡绅艾伦夫妇来到矿泉疗养地巴思，在一次舞会上遇见并爱上了青年牧师亨利·蒂尔尼，同时她还碰到了另外一位青年约翰·索普。索普误以为凯塞林很有钱并要作艾伦先生的财产继承人，就打定主意要娶她为妻。索普生性喜欢吹牛撒谎，开始他为了提高自己的身价，便向亨利的父亲蒂尔尼将军谎报了莫兰家的财产，蒂尔尼将军信以为真，命令儿子去追求凯塞林。当他们一家离开巴思时，他还邀请凯塞林去诺桑觉寺他们家做客，把她视为自家人。后来，索普追求凯塞林的奢望破灭，便恼羞成怒，把以前说过的话全盘推翻，进而贬损莫兰家，说她家如何贫穷。蒂尔尼将军再次听信谗言，以为莫兰家一贫如洗，气急败坏地把凯塞林赶出了诺桑觉寺，并勒令儿子把她忘掉。但是两位恋人并没有屈服，经过一番周折，终于结为伉俪。像所有“灰姑娘”式的浪漫爱情喜剧一样，《诺桑觉寺》的主题无疑会令许多男性读者感到满意，因为它讲述的是一个美丽单纯的少女如何被一个理性的男子所教导，并在他的影响下逐渐走向“成熟”的故事。小说的开端部分就告诉读者，“凡是在凯塞林·莫兰的幼年时代见过她的人，谁也想不到她命中注定会成为女主角。她的家庭出身，父母的个性，她自己的品貌气质，统统对她不利。”少年时代的凯瑟琳“身材又瘦又难看，蜡黄的皮肤没有血色，一头黑发直挺挺的，五官粗砺，智力平平而且男孩子气十足，她不喜欢玩具娃娃，而喜欢的尽是男孩子玩的东西，她喜欢打板球，更喜欢在花园里捣蛋，天资不够聪明，学习不集中注意力，钢琴只学了一年，就再也坚持不下去了，写、算、法语和绘画一样也学不好，因而一有机会便逃课”，“天下的事情她最爱做的，便是躺在屋后的绿茵坡上往下打滚”，年纪稍长的时候也就是“几乎漂亮起来了”。这样一个女主角显然不大符合奥斯丁时代的正统口味。从18世纪起,英国社会出版了大量专门针对年轻女性的“品行手册”。这些手册时刻“提醒所有的女人,她们应当有天使一样的举止”,并详细阐述了少女应当具备的种种“美德”,如“稳重、优雅、纯真、柔弱、礼貌、少言、贞洁、和蔼、斯文”等等。[2](p.23)。根据这些标准,“男孩子气十足”，爱“躺在屋后的绿茵坡上往下打滚”的凯瑟琳显然不是当时的英国社会的标准淑女,她极其需要受到良好的教化，因此她很识时务地由她的保护人艾伦夫妇带到了巴思接受教育。在那里，她很幸运地遇到了自己的心上人兼导师青年牧师亨利·蒂尔尼。当然，凯瑟琳的恋爱和成长过程也非一帆风顺。首先她交上了一个不恰当的好朋友索普小姐。在索普小姐的引导下，她阅读拉德克利夫夫人的哥特式小说《尤多尔夫的奥秘》入了迷，深陷其中而不可自拔，以致于总想在现实生活中寻找与之相对应的种种故事。因而当她应邀到诺桑觉寺作客时，完全把这座只在名称上保留古典意味的现代化宅第，想象成阴森恐怖的古堡和罪恶的所在，意欲在那里进行了一番“冒险和侦破活动”。在去诺桑觉寺的途中，亨利·蒂尔尼以嘲弄式的口吻描绘出她将会在那古老的修道院经历的拉德克利夫式的种种奇遇，这种玩笑式的讲话更加激发了她挖掘寺中秘密的强烈愿望。在住进诺桑觉寺后，她的奇思怪想使她相信她的屋子里全是哥特式的恐怖布置。首先她相信卧房内壁炉旁的大木箱里藏有奥秘，好不容易胆战心惊地打开箱子，却只是“两眼惊奇地见到一条白布床单，叠得整整齐齐的，放在箱子的一端，除此之外，箱里别无他物”。继而怀疑黑色大立柜有机关，战战兢兢地搜索了半天，终于摸出了几张纸片，待天亮一看，那些纸片不过是几张涂着潦草的现代字体的洗衣单据，根本不是某些受害人的遗书。尽管事后她也知道犯了愚蠢的错误，羞惭满面，“她怎么能如此欺骗自己？这种傻事千万别让亨利·蒂尔尼知道？”可是却没有从中吸取教训，传奇的梦想反而在升级，竟然认为蒂尔尼将军是蒙托尼式的坏蛋，一会儿怀疑将军杀害了自己的妻子，一会儿怀疑将军把妻子监禁在某间密室里，于是在修道院里干起了侦探的行当，结果被亨利碰到了，亨利对她进行了入情入理的分析，揭示了哥特式小说的故弄玄虚，“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你臆测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怖。亲爱的莫兰小姐，请想想你疑神疑鬼的多么令人可怕。你是凭什么来判断的？请记住我们生活的国度和时代。请记住我们是英国人，是基督教徒。请你用脑子分析一下，想想可不可能，看看周围的实际情况。我们受的教养允许我们犯下这种暴行吗？我们的法律能容忍这样的暴行吗？在我们这个社会文化交流如此发达的国家里，每个人周围都有自动监视他的人，公路和报纸将一切事情都公布于众，犯下这种暴行怎么能不宣扬出去呢？亲爱的莫兰小姐，你这是动的什么念头啊？”在亨利的教导下，凯瑟琳才从哥特式梦幻中省悟过来，丢掉了哥特幻想，认识现实，从盲目性走向自我认识，下定决心“以后无论判断什么还是做什么，全都要十分理智”。至此，凯瑟琳开始走上了完美女主人公的道路，为她成就完美的婚姻奠定了基石。

二、女性婚恋观的解构与重建但是，正如沃尔夫所言：奥斯丁是在表面文章下隐藏深邃情感的能手。她刺激我们去填补未言之物。显而易见，她所提供的是一件琐事，但这件琐事却包含着某种能在读者脑海里扩展的东西，并且它被赋予了生活场景所具有的最持久的形式，而这种形式表面看来琐碎微末。[2]（p.19）当我们为《诺桑觉寺》表层故事里凯瑟琳的好运而庆贺同时，也能清楚地体会到其文本中隐含着别的意义。因此，借用沃尔夫的话，我们被奥斯丁刺激着去“填补未言之物”。其实，文本中的未言之物或深层模式，正是对表层浪漫爱情喜剧所构建的女性婚恋观的解构。正如亨利所说，凯塞林“为人坦率，耿直，天真，诚实，富有感情，但是单纯，不自负，不作假”，可是她的这种种优点和美德却无法增添她婚前的魅力。蒂尔尼将军开始看重她，想让她成为自己的儿媳，并不是因为她有着美好的品德，而是他以为她可以带来丰厚的嫁妆，一旦得知她不名一文时，立刻毫不留情地将她扫地出门。哪怕是最后同意她和亨利的婚事，也是因为她还有三千镑的嫁妆，以及他还奢望她能继承艾伦先生的财产。由此可见，奥斯丁始终把凯塞林的婚姻问题放在经济关系当中去考虑。而凯塞林陡然陷入被动尴尬境地，受到无端侮辱也源自于她自身的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对自身处境的“无知”，说的更直白点，她对金钱对自己的意义很“无知”。她低估了金钱对婚姻的意义,忽视了女性的弱势地位。虽然她始终坚持自己人格的独立以及对自由平等婚姻的信仰,但她亲眼目睹、亲身经历的诸多事件给她带来的震动,最终还是迫使她学会面对现实,开始以冷静的眼光重新审视身处的世界。奥斯丁利用这种表层浪漫爱情喜剧深层次地再现了18、19世纪女性的生存状态。18、19世纪的女性仍处于父权社会的重压之下，地位非常卑微，在政治、经济上都不得不依附于男性。在当时的英国，如果一个男子娶了低一阶层的女子,那么他可以自动提升妻子的社会阶层。相反,如果一位女性下嫁给低一阶层男士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