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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英语研究对学习各种英语变体英语教学的重要意义
摘　要: 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是英语在国际化过程中与中国特有语言文化接触融合的结果。中国英语研究已有20多年历史,并逐步走向深入。文章首先对中国英语研究进行了简要回顾,然后指出中国英语研究对我国英语教学具有积极意义,它将根本改变我们对待所谓“标准英语”和各种英语变体的态度,影响我们的英语教学目的及英语教学的其它方方面面。

关键词: 中国英语;　本土化;　英语教学影响
英语本是盎格鲁-萨克逊(Anglo-Saxon)民族的语言,它形成于公元5世纪。随着大英帝国的强盛和不断对外扩张,英语迅速国际化,成为当今世界的国际通用语。英语在国际化过程中与使用国特有语言和文化充分接触融合,其必然结果就是英语的本土化(nativized),形成各种使用性变体(performance variety)。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因此也应运而生。

一、中国英语研究的简要回顾
中国英语区别于中式英语(Chinese English,Chinglish或Sinisized English)。它是英语在中国本土化之后形成的使用型变体。中国英语作为一个理论概念是1980年由葛传老先生首先提出来的,至今已有20多年了。在开始的10年里,学术界对此并没有足够重视。80年代末,译界有过一场关于“汉译西化”和“西译汉化”的辩论。分析了“汉化英语”的出现和发展,指出“‘汉化英语’就是‘带中国特色的英语’(Chinese-colored English),它首先是正确的,其次是带有中国特色的,它是适应于中国的思想方式和文明,并为中国的思想方式和文明丰富了的英语。”孙骊提出了“中国使用的英语”、“中国化英语”、“中国人的英语”等问题,虽然没有使用“中国英语”一词,但实际上提出了中国英语的理论界定问题。之后有四位学者对中国英语的理论界定作出了贡献。
肯定“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并将它界定为:“中国人在中国本土上使用的,以标准英语为核心,具有中国特色的英语。”修改汪的定义为:“中国英语是指以规范英语为核心,表达中国社会文化诸领域特有事物,不受母语干扰和影响,通过音译、译借及语义再生诸手段进入英语交际,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句式和语篇。”谢之君对李的定义提出质疑,认为有无汉语干扰不能作为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的区分标准,“现阶段所谓中国英语就是受到汉语语音和文化影响的英语”。就中国英语和中国式英语的汉语干扰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中国英语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其中的汉语成分或汉语思维模式的介入是有意识的,所谓的“干扰”实际上是无法排除的。此外贾冠杰、向明友论述了中国英语的客观性、中国英语存在的可能性及其意义。姜亚军、杜瑞清、姜亚军、江晓红等纷纷发表了对中国英语的认识和看法,主张中国英语的研究有着广阔的前景,应深入进行,中国英语的研究对跨文化翻译和英语教学有积极意义。
也有学者撰文对中国英语的提法和中国英语是否是一种客观存在提出质疑。他们认为:“目前提出‘中国英语’的概念为时尚早,不利于在我国大面积普及标准英语。”“‘中国英语’研究的‘三个层面’(音位、词汇和语篇)都很难成立,并有可能造成‘混杂英语’流行。
姜亚军、杜瑞清对此进行了回应,从语篇、音位和词汇三个方面运用实例“论证了‘中国英语’是客观存在的问题,”并在“结论”中说:“‘中国英语’问题如果现在还在象牙塔里,那不久的将来它必然要走出来,到时候我们就不得不面对了。”
中国英语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可以接受的。中国英语已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它在音位、词汇、句式和语篇层面上都有特定的表现形式。李文中、杜瑞清、姜亚军、江晓红、姜亚军、杜瑞清等对此有详细论述,本文不再赘述。

二、中国英语研究对英语教学的影响
中国英语已成为一个普遍能接受的概念,中国英语研究对我国英语教学有着积极的意义,其现实和可能的影响将是多方面的、多层次的,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英语研究将根本改变我们对待所谓“标准英语”和各种英语使用型变体的态度。中国英语研究20多年中,虽然其理论界定没有最后完成,或者说我们到现在还没有一个能为所有人接受的定义表述,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中国英语是以规范英语为核心的。中国英语研究承认的是英语的多元标准。即使承认英美英语为“惟一标准”,它也应该是示范(model),而不是规范(norm),因为示范是一个参照点,它提供一种水平尺度(proficiency scale),用来判断学习者是否达到了以某种规范为依据的水平。而规范是固定不变的,不论具体语言环境都必须遵守,这势必对语言的使用和学习造成障碍。
实际上,标准英语(standard English,SE)这一概念的内涵也在变化。在19世纪末、20世纪早期的英国,RP(Received Pronunciation)曾被认为是标准的、至高无上的、惟一可以接受的。因此,当时的美国英语被认为是不标准的,甚至是不正确的,因而逃不脱被人嗤笑的厄运。到今天,无论是坚持英语的唯一标准还是多元标准的人,都不会将美国英语排除在标准之外。实际上,据麦克阿瑟(McArthur,1998)统计,自18世纪以来,对SE的定义有64种之多。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认可的SE,如标准英国英语、标准美国英语、标准澳大利亚英语、标准加拿大英语等等。
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布拉伊•B•卡奇鲁(Braj B Kachru)(1985)提出了同心圆学说(concentric circle)。根据他的观点,“全球的英语可以分为内圈(inner circle)、外圈(outer circle)和扩展圈(expanding circle)。内圈指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外圈指那些以英语为第二语言或官方语言的国家,而扩展圈则指那些以英语为外语的国家,如中国、俄罗斯、日本等,而这些英语全部处于同一共核(common core)之下,也就是说他们是建立在一个共核基础之上的具有各自特点的独立的英语变体。”(王银泉,2002)这时英语已成为一个纯粹概念化的东西(a mere generalization)。(胡壮麟,1989)从理论上讲,处于内圈的英语变体(如英国英语或美国英语)如何能作为扩展圈的英语变体(如中国英语)的规范呢!我们将它们作为中国英语的示范或参照,是因为它们处于内圈,更接近英语共核。
英语本土化之后形成的各种英语变体是英语与当地文化接触、融合的结果。语言与文化紧密相联,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反映文化现实,同时语言又是文化的一部分。因此,对各种英语变体是接受还是排斥实际上就是对他们所反映和代表的文化的接受还是排斥。
2. 中国英语研究将影响我国英语教学过程中的“教什么”和“怎么教”。
20世纪90年代以后,语言教学界对语言文化的教学与研究更加深入、更加广泛,呈现出四个方面的特点:一是由零散现象的描述逐渐发展到理论上的探索和方法上的尝试。二是由介绍走向消化、批判和创新。三是由单语种、单学科的研究到多语种、多学科的研究。四是由单向的目的语文化学习到目的语文化和母语文化的双向互动。
语言文化教学与研究虽然呈现了“单向的目的语文化学习到目的语文化和母语文化的双向互动”这一特点,但是从“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2000年版)和各高校英语专业教学计划/方案来看,文化教学的发展并不平衡,文化教学还有许多有待改进之处。(刘祥清、胡鸿雁,2002)比如目的语文化的学习占有绝对优势的地位,且目的语文化又仅限于同心圆学说所称的内圈国家文化。而我们的英语学习者的交际对象除了英美人士之外,还有,而且可能更多的是,说其它英语变体的人士,因为英语作为国际主要通用语,事实上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的交际语。如果在英语教学过程中不尊重各英语变体及其背后的文化,他们今后的交际肯定会遇到各种障碍。另外,在母语文化的介绍和学习、中国特有事物的表达和对外宣传等方面,我们的英语教学也做得不够,以致于英语学习者能够滔滔不绝地谈论英美风情,但对身边的事却张口结舌,出现“不知用外语表达中国文化的无奈和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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