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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一辈华裔美籍作家的崛起及其写作的转向　　
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黑人最先发起的民权运动带动了整个美国社会政治,文化生活的大变革。各种反传统、反权威和文化寻根思潮的兴起,为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契机。代写英语论文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文坛开始涌现出一批直面书写华人历史与情感并拥有广泛读者市场的华裔英语作家群。随着美国华裔英语文学的蓬勃发展,新的作家和作品不断涌现,但他们所表现或关注的焦点已有所转移。①
Gish Jen,中文名任碧莲,一名出生在纽约Scarsdale的第二代华裔作家,是两本小说《典型的美国人》(Typical Ameri-can)(1991)、《莫娜在希望之乡》(Mona in the Promised Land)(1996)和一本短篇小说集《谁是爱尔兰人?》(Who’s Irish?)(1999)的作者。美国书评界把她与雷祖恩(David Wong Louie),李键孙(Gus Lee)和谭恩美(Amy Tan)看作是自1976年女作家汤亭亭的《女勇士》出版、得奖以后,涌现出的“第一波”年轻的华裔美国作家。而任碧莲自己却不敢苟同,原因是她不想把自己的文学路子局限于华裔美国英语文学的范围之内②。任碧莲在1996年接受《国外文学》访谈时也曾经表示:“我认为自己是个少数民族作家,但又不仅仅如此,换句话说,我认为这个名词可以用来描述我,但不能用来界定我”③。在她的三部作品中,任碧莲将华人移民问题与其他族裔移民问题相结合,在更广阔的视野中观照各族裔移民在美国社会中的经历以及他们在文化身份问题上产生的困惑。最初借助华裔美国作家的文化标识创建个人写作语境,任碧莲个人的希冀是能贡献出作为作家的作品,而不只是作为华裔美国人的作品。
基于任碧莲已出版的三部作品的文本事实,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作者的写作历程。从美国华人的经历出发,逐渐淡化文学主人公的华裔色彩,强调其具有的普遍意义,从而突显出作者所一直关注的写作主题:在多元文化语境下,各族裔美国人产生的对自身文化身份的困惑,以及“美国人”概念的当下释义。以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来喻指多元文化之间必然存在的正、逆向交流,任碧莲提出文化身份、族裔性的自由流动为解决多元文化语境下文化冲突的合理解决方案,同时认为“同化”更多的是指各族裔之间的互相借鉴,而不是对各自文化根源的疏离。
二. 逐渐淡化文学主人公的华裔色彩,强调其普遍意义　　
詹明信曾经断言:第三世界文本都应当做民族寓言来阅读④。也许正因为华裔作家的任何个人写作都无法摆脱表现华人族群的象征意义⑤,1999年短篇小说集《谁是爱尔兰人?》出版后,面对《柯林斯评论》对该书的定位“从外国人的角度考察美国生活的系列短篇小说”,任碧莲唯有报之以无奈的微笑。作为一位少数族裔作家,写作的自由源自拥有声名以及拥有作为作家的个人写作语境,换言之,创建自己独特的写作模式。被归属为亚裔美国作家的事实,虽然与任碧莲对自己作为一名作家的期许有一定距离,但在美国这种若无文化标识则难以建立作者身份的社会文化中,也不失为任碧莲的作品走向读者接受的起始点。任碧莲希望自己不要被“亚裔美国作家”的称谓所局限,同时她也以作品的形式向读者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从已出版的两本小说和一本短篇小说集中,我们可以读取任碧莲旗帜鲜明的写作发展历程:从美国华人的经历出发,逐渐淡化文学主人公的华裔色彩,强调其在多元文化中的普遍意义。对此,任碧莲也曾在访谈中表示,她对自己作为作家最满意的表现是赢得了个人写作语境,而不是被禁锢于华裔身份为她指定的那种写作语境中⑥。第一部小说《典型的美国人》讲述了一个典型的中国移民家庭的故事。拉尔夫•张(Ralph Chang),姐姐特莉萨(Theresa)和妻子海伦(Helen)怀着美好的希冀来到美国,追寻各自心中的美国梦。三人经历跌宕起伏,梦想曾经成真,却最终仍以悲剧收场。虽然悲剧的结局与作者任碧莲在写作途中的个人经历有关⑦,但历史地来看,华人在移民过程中普遍经历的生活困境和文化冲突却始终脱不去其悲剧色彩。
正如詹明信所言:小说中的人物所经历的戏剧性场景最能以象征性的方式显示出时代的典型特征⑧。《典型的美国人》这部描写华裔情感和表述当代美国梦的作品出版后,获得了美国书评界的一致好评。籍着“美国梦”这一文化标识在美国社会和主流文化中的特殊意义和地位,任碧莲的首部小说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传统美国华裔小说的“亚文化”象征,显示出了作家和作品的“世界性”。凭借这部小说,任碧莲建立起了具有个人标识的写作语境,为其进一步创作“作为作家的作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新历史主义认为,文学文本也同其他语言行为一样,均和当时的社会情景脱不了关系,绝不唯美或超越⑨。
任碧莲认为写作是一种思考自身、观察自身的方式。她在写作第二本小说时,选择了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时期作为起始点,这与其个人的经历与体认有直接关联。一方面她是那个年代的大学生,经历了美国黑人运动、学潮、女性主义兴起等对美国当代社会政治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的历史事件;另一方面她所一直关注的族裔问题正是60年代初70年代末美国社会运动的直接产物。在《莫娜在希望之乡》中,任碧莲将文化身份、族裔问题充分复杂化。小说中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各个种族背景的人物:中国移民、日本人、白人、犹太人、非洲裔美国人。
《典型的美国人》中拉尔夫•张的小女儿莫娜在《莫娜在希望之乡》由华人转化为犹太人,姐姐凯莉(Callie)则受其黑人室友影响出人意料地忠实于传统中国文化,莫娜的男友塞思(Seth)也宣布自己在各个族裔间自由转换身份,对小说人物不再执著于自身族裔性的种种描述,成为了作者挑战美国大熔炉文化中僵化的族裔概念的宣言:族裔身份具有流动性。《谁是爱尔兰人?》结集了8篇创作于不同时期的短篇小说,“水龙头幻景”(“The Water-Faucet Vision”)的创作时间与小说《典型的美国人》相近,并于1988年被选入美国年度最佳短篇小说选。书中的第二短篇“同日生”(“Birthmates”)创作于《莫娜在希望之乡》的写作期间,最早于1995年发表在《铧头》(Ploughshares)上,并被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选入《20世纪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选》(Best American Short Stories of the Century)。
另一篇“在美国社会中”(“In the American Society”)则已编入美国大学课本。在这些短篇中,任碧莲同样没有将自己的写作局限在华人或华裔美国人的身上,而是选择了更为广阔的视野,通过具有爱尔兰或中国等不同族裔背景的人物继续探讨了种族认同、文化身份等问题,描述了各族裔自美国60年代民权运动以来,在多元文化背景下经历的文化身份意识的提升。幽默是任碧莲写作的一大特色,她的小说中不时会出现令人忍俊不禁的场景和用词,而滑稽有趣的表象始终不能掩盖作者深藏在文本中的严肃主题。将欢笑和忧思并置,是任碧莲独特的文本构建方式。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这种“阴阳调和,对立统一”的思维方式是她“亚洲式敏感的一部分”⑩。
循着任碧莲的作品一路看来,我们可以观察到中国文化在其文本中的逐渐背景化:最初《典型的美国人》中每页必见的汉语拼音和张家人显著的中国式思维模式,到了《莫娜在希望之乡》中已是偶尔一见,并以各族裔人物造成的“多元文化”景象使文本文化复杂化,再至《谁是爱尔兰人?》时,中国文化已内化为作者的写作思维,文本的主要关注点没有局限于华人,而是逐渐转移和分散到具有各种族裔背景的人物。作者正像她自己所希冀的那样,成功地实现了从“华裔作家”到“作家”的转型。
三. 文化冲突的解决方案: 文化身份、族裔身份的自由流动　　
在民权运动,追寻文化身份、族裔根源思潮的影响下,人文学科中围绕着族裔、移民等问题的多元文化研究近年来在美国不断涌现。对此,任碧莲在其三部作品中以一线相承的写作主题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文化身份、族裔性问题始终是她的主要关注点,“什么是美国人”这个问题,也成为了作者文本中挥之不去的主题。
面对多元文化语境下的文化冲突问题,任碧莲提出文化身份、族裔性的自由流动为其合理的解决方案。各族移民到美国后必然经历一个从文化冲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