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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话语分析是一门涉及哲学、社会学、认知科学的语言学分支，而批评话语分析的形成强调了“批评性”，即提示社会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本文就“批语性”的产生、目的、定义，及其发展、应用，以及实现“批语性”最初目的的理论框架进行综述，也提出了其中的局限性。　　　　一、引言　　　　话语分析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理论框架上受到诸如语用学、应用语言学各语言学分支的影响，同时从哲学、社会学、认知科学等许多学科上吸收了许多有益的理论和方法。1979年R.Fowler，B.Hodge，G.Kress和T.Trew出版了《语言和控制》（Language and Control）一书，第一次提出“批评语言学”（Critical Linguistics）的语篇分析方法。批评语言学这一概念，揭开了批评语篇分析研究的序幕。　　从批评的视角对话语进行研究，是话语分析的新的探索，在近30年的发展中形成独特的理论框架。为什么提出“批评性”视角，其目的、定义、发展，以及由些建立的理论框架能否达到批评目的？本文将对此进行初步探讨。　　　　二、“批评性”的提出　　　　批评语言学家最初提出批评性是在70年代末受到文学批评学家们将语篇被评为一种话语方式，考察语言如何在社会环境下运作的思潮下引导下开始的，认为传统的语篇分析方法忽视了语篇与社会的关系以及语篇生成和解释过程的社会和历史条件。批评话语分析从“批判”、“揭露”、“否定”的立场揭示话语和权力以及意识形态的联系，目的在于消除不平等现象，解构现有的社会体制。批评话语分析的哲学基础是解构主义，因而其后果含消极成分。　　如果从哲学基础上来考察，可以从Habermas和Faucoult找到批评话语分析中批评性的来源。Habermas在1973年发表了《理论与实践》一书，主张话语分析应该拿起批评的武器,把语言研究与人类的生活世界结合起来,为人类的平等而奋斗。这就使一般的话语分析增加了“批评”的内涵。事实上，在西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中，许多学者历来提倡“怀疑”、“批评”或“批判”的精神。另外是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的批评理论（代表人物之一是Faucoult）及其后继者新法兰克福学派(Neo-Frankfurtians)所倡导的“批评性社会理论”。批评性社会理论认为社会中的电视、报刊等是帮助社会对大众进行统治和操纵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批评语言学因而认为，作为电视报刊中介的语言也是为意识形态服务的,因此可以从语言分析的角度研究语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该学派给批评性下了十分精辟的定义：不把任何东西想成理所当然，通过文本中的线索进行多角度的解读，在研究过程中不断自省，揭示文本中隐含的意识形态（Not taking anything for granted, opening up alternative readings (justifiable through cues in the texts); self-reflection of the research process; making ideological positions manifested in the respective text transparent，etc.）。　　自1989年后，批评语言学渐渐转向批评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简称)。作为批评语言学一个分支，CDA同样关注社会现实中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以及话语呈现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方式,同时致力于发现改进这种不平等的方法(Martin 2000a)。和主流语言学家不同，CDA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实践，语篇作为语言的存在形式是具体化的社会实践，“表达社会机构的意义和价值”（Fowler,1991）。批评语篇分析学家主张“语篇是社会结构固有的一部分，受到社会结构的影响，并在社会的互动作用中产生”（Teun A. van Dijk, 1998）。“话语是是社会实践的语言（Discourse is language as social practice）”(Fairclough,1989)。其含义是，语言是一种社会实践而话语则是语言这种社会实践的一个实例。表明语言本身是一种社会社会行为，语言与社会实践关系紧密。语言使用者的行为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受到更大社会和意识形态条件所制约的。CDA在发展过程中,积极吸收语言学、社会学和认知科学理论,逐渐形成了分析模式和理论基础多样性和跨学科性的特点。批评性话语分析较多集中在政治、新闻媒体、广告、医患交流等比较传统的分析领域。对话语分析，各学派有自己独特的阐述。　　从话语的含义可以看出，话语结构（discourse structures）与社会意识结构（socio-ideological structures）具有辩证关系，后者是前者的条件也是其结果。具体的，一方面从广泛意义上以及各个语言层次上来讲，话语是由社会结构构成并受其影响，如社会阶级关系，或诸如法律、教育系统的特殊机构，或各种话语及非话语的规约习俗对话语都有很大的影响作用；另一方面话语具有社会建构性，即话语对社会结构有反作用，直接或间接的反作用于具体的社会结构，如上文提到的各种社会关系，社会机构，社会规约。　　意识形态包括社会偏见、社会歧视以及对事实的歪曲等,是“隐含在常规中的一些前提和假设”。话语中的意识形态成分往往具有不透明性，以非意识形态的常识出现并赢得主体的接受，这就是主体将意识形态自然化(naturalize)，这时其控制能力也最强。批评话语分析者的目的是要揭露话语中的不平等现象,号召人们为争取平等而斗争。这些观点主要来自Habermas和Foucault。他们在分析话语时始终把语言与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锋芒直指社会生活中权力失衡、社会不平等、不民主的行为和其他不公正的现象。向大众灌输其所要表达的意识形态，正如批评性社会理论反对的，社会中的电视、报刊，互联网等新闻媒体是帮助社会对大众进行统治和操纵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他们认为，作为新闻媒体中介的语言有很强的选择性，它是为意识形态服务的，从语言分析的角度研究语言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是解读新闻以及提示其中意识形态作用有用的工具，即体现了“社会结构决定话语特性，话语又反过来影响社会结构”。　　在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中Fairclough(1992a:12)将语篇分析方法分为两类：非批评性的(或描述性的)和批评性的方法。非批评性的(或描述性的)语篇分析方法非批评性语篇分析的目的是描述，而不是解释，因而忽视了语篇的效果和语篇中的权力。而批评性语篇分析的目标是要具有广泛的解释性，寻找社会机构和社会结构的成因，并发现语篇在社会宏观结构再生中的作用，提示语篇和权力的关系，以及反映隐藏的意识形态。　　Fowler(1991)认为批评语篇分析是一种“工具语言学”(Instrumental Linguistics)，旨在把语言和语言使用与其意识形态意义联系起来的一种分析，使读者认识到语言和社会实践的辩证关系。批评语篇分析本质上是对语篇特别是大众语篇和官方话语进行的一种社会分析，以提高读者对语言的敏感程度，使他们认识到语言和现代社会生活之间微妙的关系以及语言运用和不平等的社会权力关系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促使读者实现批评阅读(critical reading)。　　　　作为维也纳学派（Vienna School）的代表Wodak指出critical就是指不把任何语言理所当然化，就深入分析文本蕴含的复杂性，去除简化论，教条主义，二歧论乖影响，在研究中不断自省，使权力关系结构和透明化。三、理论框架　　　　正如黄国文指出的，话语分析虽然没有公认的分析步骤，但语篇分析者都会运用一定的分析方法，遵循一定的步骤进行研究。同样的，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者们也往往会采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下进行分析。　　CDA最初都是对西方主流语言学和早期社会语言学的批判，将文本分析和社会理论相结合，但因为语言学基础不同，分析的理论框架也不尽相同，国外批评语篇分析的主要流派包括以Fairclough为代表的兰卡斯特学派(Lancaster School)的社会变革论,以Wodak为代表的维也纳学派(Vienna School)的语篇历史法，以Kress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