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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如果旅行可以用来说明各种类型的转换和变迁,那么包含语言转换和地理位移的翻译无疑就是最具代表性的旅行喻词。代写英语论文20世纪以来的文化研究对于旅行书写的兴趣,主要是从权力、话语、女性主义、族群理论和后殖民主义等视角解读具体的旅行叙事。这样的研究固然有意义,但如果能从旅行书写发展与嬗变的历史坐标出发考察其类似物———翻译与翻译者地位的形成与变迁,对于二者的认识毫无疑问可以进一步深化。

关键词:古代中国旅行书写翻译研究传统角色

与旅行一样,“翻译”的词源不仅包含空间位移,而且和所有的旅行喻词一样,“翻译”也代表着某种意义上的转换,只不过这里的转换专指两种语言或者两种文化之间的转换。文本从一个地方迁移至另一个陌生地,然后该出发文本被另一种语言转化成目的地的通行文本,这样的旅行方式既有空间位移,也有形式和内容方面的转化。事实上,翻译就是一种另类的旅行方式,是从一个文本到另一个文本、从主方文化(host culture)去往作为他者的客方文化(guest culture)的一次旅行。(胡安江2007: 119)换言之,“语言作为一种世界观,首先是因为语言构成人的最重要的文化环境,直接塑造了人的文化心理,语言是我们感知、认识和理解世界的形式,人是按照自己的语言形式来接受世界的”。(包通法2008: 121)

1　“旅行”词源辨
在中国古代旅行书写中,“旅行”一词有着多种不同的释义,在不同历史时期,总被赋予不同的思想内涵。在中国古代典籍里,“旅行”作为复合词开始使用大概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意思是“集体出行”。《礼记•曾子问》就有“三年之丧,练不群立,不旅行”的记载,其中的“旅行”即指“群行,结伴而行”。汉代刘向的《说苑•辨物》中也有类似说法,如“麒麟……不群居,不旅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旅行”言说方式,主要是因为在中国古代,除极少数人(如帝王、官吏、学问家、商贾和僧侣)有个体旅行机会外,大规模的个体旅行活动是罕见的。事实上,由于生产和生活条件的限制,早期人类的诸多事务还只能依靠整个部落或者是一个部落中的几个家族群体的集体力量来解决。当然,任何迁居别处的“旅行”方式,在当时也只能是一种集体的迁徙行为。而这种旅行和迁徙行为的主要目的,就是寻求更好的生产和生活环境。
不过,复合词“旅行”的出现明显晚于作为单字的“旅”和“行”。事实上,“旅”与“行”最初是作为两个彼此独立但又相互指涉的词使用的。“旅”最早指军队的编制单位。《周记•地官•小司徒》载:“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故汉代文字学者许慎的《说文解字》有“军之五百人为旅”的说法。如此,也就出现了所谓“行旅”概念,其用意显然与“军戎”有关。梁昭明太子萧统(501-531)所编《文选》的卷26和卷27的行旅诗也主要以此类“载离多悲心,感物情凄恻”(陆士衡)以及“眇默轨路长,憔悴征戎勤”(颜延年)的“军戎”题材为主。可见,古代中国人“旅行”的另一目的实际上就是征战。
后来,“旅”又慢慢衍演出“道路、路途”的意思,如《书•禹贡》所载的“蔡蒙旅平”。王引之《经义述闻•尚书上》疏之曰:“余谓旅,道也。《尔雅》:‘路,旅,途也’……”而《周易》所记“旅,小亨,旅贞吉”的说法已颇类似“旅”的今日用法。唐代孔颖达《周易正义》注疏曰:“旅者,客寄之名,羁旅之称,失其本居,而寄他方,谓之为旅。既为羁旅,苟求仅存,虽得自通,非甚光大,故旅之为义,小亨而已,故曰‘旅,小亨’。羁旅而获小亨,是旅之正吉,故曰‘旅,贞吉’也。”(孔颖达2004:516)如今,比较成熟的“旅”的现代意义包括:“寄居外地,旅居”、“寄居外地或旅行在途的人,旅人”和“行进到某一区域而暂作停留,在途中,旅途”等。
与“旅”相仿,“行”最初指作为名词的“道路”,如《诗经•幽风•七月》之“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不过,作为动词意义的“行”也见于《易•小畜》,如其“风行天上”中的“行”即指“流动、流通”;而《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中“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之“行”则指“传布、散布”之意。到了汉代,《说文解字》释“行”为“人之步趋也”,“行”作为动词的功能始著。汉阮?《为曹公作书与孙权》之“疫旱并行,人并减损”(“流行、流传”)和清厉鄂《晚步》诗之“水光知月出,花落见风行”(“流动、流通”)便是很好的例证。
其实,“旅”、“行”的词义重心最终体现于“行”这一表达地理位移的概念中。然而,古代中国始终无意主动践行之,趋附之。相反,人们始终坚信“安居”方能“乐业”。因此,除非生产和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如战争)或者政府移民政策(如民族融合和水利工程)的驱使,否则“背井离乡”总会让人唏嘘慨叹。在中国古人看来,“旅行”决不是一种愉悦的身心体验,相反它包含太多难以化开的痛苦记忆。其悲苦和艰辛反映到中国古代旅行书写中,则构成中国古代旅行文化最重要的两大主题:“离人泪”和“征夫泪”。中国古代最早的伤感文学、东汉后期的《古诗十九首》和唐代大量的行旅诗、边塞诗即是其重要标志。
除了“旅行”和“行旅”外,在中国旅行书写中,还不能忽略概念“游”。许慎《说文解字》释“游”为“旌旗之流也”,即古代旌旗上附着之飘带。《左传•桓公二年》也有“藻、率、革咅、鞞、鞶、历、游、缨,昭其数也”的记载。显然,如“旅”、“行”一样,早期的“游”或多或少也和戎旅征战相关联。后来,在“行走”和“运行”等基本意义基础上,“游”衍生出“遨游,游览”的意思。《庄子》一书中即有不少这样的表达法,如《庄子•知北游》中的“知北游于玄水之上”以及《庄子•秋水》中的“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等。此外,《庄子》描绘的道家“饱食而敖游,汎若不系之舟,虚而敖游者也”的“上浮于风,下游于水”的“逍遥游”状态更是千百年来人们梦寐以求的“游”的最高境界。魏文帝曹丕(187-226)的《芙蓉池作》就有“遨游快心意,保已终百年”的佳句。
尽管中国人有“安土重迁”的倾向,但龚鹏程认为,其精神中也有游的一面。中国的古代社会是一个充满各类游人流民以及游之活动的世界。游的精神体现在中国社会文化的各种层面和各个领域中。概念“游”不仅“体现于游戏、游旅、游艺、游心、游观、游学、游仙等各种活动中,也与社会上的游民、游士、游侠、流氓、游娼等等人士有关”(龚鹏程2001: 5)。郭少棠据此认为,作为“旅行”方式之一的“旅游”中的“游”是中国旅行文化的关键和核心概念,因为“游”字反映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某些特性(郭少棠2005: 44)。不过,从龚鹏程描述的“游”的各类形式和“游”的构成主体看,“游”文化在中国古代旅行书写中仍然不居主流。

2　中国古代翻译研究的传统角色
事实上,汉语“行”包含的“道路”、“流动、流通”、“传布、散布”、“流行、流传”等概念无疑可以用来概括文本旅行的整个过程及最佳范式:文本沿着一定的“道路”(线路)“流动”、“流通”与“传布”,最后得以“流传”和“接受”。当然,这是文本旅行过程中最为理想的一种模式,而且一旦条件成熟,旅行文本可能在客居国建构其经典地位。于是,中国古代“行”的意义的历史嬗变为作为文本旅行方式的翻译作了最好的注解。
从翻译研究的视角来看,“旅”后来衍绎出的“道路”、“路途”之意以及《周易》所记“旅,小亨,旅贞吉”的说法,一方面昭示文本旅行在路途中可能遭遇的“颠顿”和“风险”;另一方面,这样的说法与中国古代翻译文本以及翻译者地位的传统描述也正好不谋而合。如旅者一样,文本从始发地一路颠簸,经历一段时空旅行之后到达客居地,由于“失其本居,而寄他方”,因此翻译文本只能落得个“苟求仅存”的命运。译本和译者的地位在道德家们看来不过是“虽得自通,非甚光大”。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规范中,“翻译”的传统角色正如《周易》对于“旅”的描摹一样,不过是“小亨”、“小道”而已。最典型的莫过《大戴礼记》中所载“小辨”说:“公曰:‘寡人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