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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补充什么知识，文官学院的主办者实际上是心中无数的。当时的设想只是想让各级文官成为各行的专家，而究竟应当“专”到什么程度，却并没有比较具体的标准。结果在补充过各种课程时，有些人认为内容太浅，没有什么学习的必要，而另一些人却认为过于专业，学起来十分吃力。同时，对学成以后究竟对未来的工作有什么好处和用处，学院心中也是缺乏具体的考虑。由于文官学院的学员在入学之前已经担任了各种公职，而他们在参加学习以后，其工作职位一般已为他人替代，于是，一个以前未曾设想的问题出现了，那就是这些接受训练的人，按理应该在毕业后担任更为重要的工作，享受更高的待遇，但实际上等他们毕业时，却往往发现他们原有的职位已被他人占据，新的工作岗位对自己的业务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以施展自己的才华──自己的刻苦学习很难得到应有的回报。　　此外，文官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也触犯了原有的利益集体的利益，主要是财政部的利益，因为它将以前属于财政部的很大的一部分权力剥夺了。而权力具有如同鸦片一样的魔力，一个人不论他以前对权力是如何深恶痛绝，一旦自己尝到了甜头，就不会轻易脱手。“对一旦获得权力的人来说，欲要他恢复原来的处境是决不可能的。他每时每刻都在关注着巩固和扩大权力，加固保护自己地位的壁垒，并尽量从大众对他们的制约中摆脱出来。行使权力会给人的个性产生难以磨灭的影响。即使是最单纯的理想主义者，当它掌握权力以后，也难以避免行使权力而产生的腐败。”因此一些人认为，这是一个“普遍的和一般的心理学事实”。 [ ⑨ ] 而财政部是英国最有实权的一个部，要从这样一个部中将权力移走，遇到的反抗是可想而知的。可以这样说，财政部没有什么有求于文官事务部的地方，而文官事务部却有很多要求助于财政部，这样，两者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本来就是不平等的，在这样一场改革的较量中，财政部几乎占据着无可置疑的优势。由于文官改革的本质是要逐步取消通才在英国文官系统中一统天下的局面，而财政部以前的构成主要以“通才”为主，他们很自然地对其做法不满，也就很自然地会假借各种名义重新设置或加强有利于维持自己权力的机构，并在文官事务部的各种工作中设置相应的障碍。他们在文官学院的课程设置、课时分配、教学方法当等方面都想方设法地进行刁难，极力缩小文官学院在培训专才文官方面的作用，以确保通才文官在英国政府中的优势；同时，文官学院与政府各部门的关系也不够融洽，也使改革工作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 ⑩ ] 　　而原来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对文官学院的毕业生也有一些看法，他们一般认为自己的具体的位置上苦干，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而那些到文官学院学习的人，什么也没干，只是学习一些书本知识，就可以得到提升，未免对在具体岗位上苦干的人太不公平了。而这些部门的负责官员，为了调动本部门人员工作的积极性，其晋升也只能以工作的业绩为标准，很少考虑工作人员到文官学院的学习成绩，这也打击了文官学院学员的学习积极性──因为事实证明在文官学院的读书对自己的仕途帮助不大。这种种因素使得福尔顿委员会的改革基本上流产，虽然改革在某些形式上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其最根本的目标却未能达到。　　从福尔顿改革流产的过程我们得到的启示是多方面的。首先，任何一种改革都必须切实可行，不能定出超越现实可能性的目标。在一场改革中，要想获得成功，不仅要考虑目标的合理性，而且要考虑现实的可能性，这种现实性可能性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要考虑改革会触及那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会引起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那些反抗，不能以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是不合理的就轻易地将他们原有的利益剥夺。因为任何一场改革都是一场力量的较量，最终获胜的一方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并不往往是最有理的一方而是实力更为强大的一方。对于改革而言，这就意味着要尽可能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步一步地推进改革的进程，而不要轻易地实行一步到位的政策。尤其是在官僚体系内部进行的改革，更应该事前进行周密的策划，因为这一个系统本身就是权力的象征，对他们进行的任何一项改革，都必须十分慎重，这不仅涉及到一个原有利益集团的利益重新分配的问题，还因为任何一项改革，对官僚们来说都意味着对其原有政绩的否认。这就需要事前对改革牵涉的方方面面都作仔细的调查，对改革可能会遇到的阻力有足够的准备。　　其次，对文官学院这种培养公务员的形式也应该进行客观的分析。福尔顿委员会倡办的文官学院之所以失败，除了上述的一些缺陷外，我觉得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考虑。首先，英国原有的官僚体系是英国历史上学历主义的体现，学历主义与官僚体系的关系表现为，官僚制必然对其成员提出职务就任资格的问题，也就是学历方面的要求。从历史的观点看，提出这一要求是一种历史进步的表现，因为它排除了依靠血统来就任官职的特权主义传统。但与此同时，学历是一种特殊的财富，它是需要经过努力奋斗，并经过多种复杂的考试程序才有可能取得的。这就是说，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取得合乎文官要求的学历，因而从理论上讲，文官系统并不是向每一个人同等的开放的。既然不是向社会的每一个人同等的开放，文官体系也就很容易形成一种排他性的特殊的利益集团，如果所有的文官都从同一个学校毕业，接受同一种教育，那么，形成一种封闭式的利益集团的倾向就更为明显。事实上，法国的文官体系已经表现出了类似的特点。由于巴黎高等行政学院的毕业生占据了政府中的一切要职，所以，其三权分立的原则已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虽然政府的立法、司法和行政官员各司其职，但在私下场合，大家却都是“校友”，这就使各种腐败的弊病极易产生，很多重大的事情只要“校友”间通个电话就行了，三权分立的实际目标完全落空。所以福尔顿委员会的改革虽然流产，但也并不完全是一件坏事，因为它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使英国避免了法国出现的那种局面。而我国目前进行的公务员制度的改革，有许多他人的经验是可以利用的。首先，我国的公务员应该按阶段进行人员的补充，第一个阶段应该注重普遍的文化素质，也就是说应以通才为主，首先改变我国的基本干部的文化结构；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第二个阶段再逐步过渡到各种不同的公务员队伍以专才为主的局面。与此同时，公务员学校的培养问题也应该进行实际的论证，而不能轻易地将我国的公务员培养任务完全由几所专门的学校承担。如果那样，有可能在不久的未来，使我国的政坛上出现由几个学校的毕业生完全控制政局的场面。就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在开办一些行政管理学院的同时，在各个综合性大学里开设相应的专业，通过多种方式来培养国家公务员的后备力量，应该是较为合理和可行的。这样，既有利于国家可以通过竞争的方式挑选最好的人选，也可以使公务员队伍的构成多极化，避免形成各种特殊的派别。　　最后的一点启示是，公务员制度的改革是一件十分重大的政治行动，并不是简单的人事安排问题，所以，政府在制订公务员制度的具体改革措施时，应该有一个长远的规划，而不能采取一种临时性的政策。因此，在政策出台前，政府的决策应当充分地征询各方面的意见，应当有关于公务员制度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的规划，而一旦政策决定下来，就不能轻易地变动，应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因为公务员的培养有一个较长的周期，任何一种变动都会产生一些不利的影响，所以应尽可能地避免这种情况。　　从西方国家的历史看，在行政管理的改革中，没有一个社会群体能够反映所有群体的利益，而公务员作为一个管理社会的特殊群体，他们的行为却必须要反映社会绝大多数群体的利益，也就是平常所说的公共利益。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解决两个问题，即公务员的培养问题和公务员的管理问题，也就是所谓的使用和监督监督者的问题。而如何解决好这两个问题，世界上没有人给我们提供过现成的答案，我们只有在前进的道路中不断地进行探索，当然，尽可能地吸收他人的经验，哪怕是失败的教训，对我们的工作也是有益的 [11] 注释： [ ① ] 戴维·巴特勒与珍妮·弗里曼《 1900 － 1968 年英国政事》伦敦 1969 年版，第 174 页。 [ ② ] 马丁·皮尤《国家与社会》纽约 1994 年版，第 239 － 240 页。 [ ③ ] 集体编写《英国政府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90 页。 [ ④ ] 龚祥瑞《文官制度》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7 页。 [ ⑤ ] 同上书，第 52 页。 [ ⑥ ] 马丁·皮尤《政府与社会》伦敦 1994 年版，第 318 页。 [ ⑦ ] 集体编写《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