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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读懂人民网内的文章,并以网内有关内容为题撰写毕业论文。注意开发汉语教学计算机软件并直接接收的中国电视节目,运用于听说读写训练。但德国汉学研究还有另一面,就是面对这种转型,相当一部分专家学者一方面正视并适应这种社会转型,正确对待这种角色置换,关心并参与研究当代中国,但另一方面又坚持固有的汉学传统,固守自己的研究阵地,发扬既有的学术专长,旧学新知兼而有之,涌现一大批在此方面做得相当出色的汉学家,如前面提到的顾彬,1995年执掌波恩大学汉学系后,也强调学以致用,鼓励学生出国,到中国大陆、台湾留学,去实地学习中文并身体力行,于主政当年就率领波恩大学中文专业的学生代表队参加由中国中央电视台和新加坡电视台共同举办的“语言和辩论”国际大赛,培养学生的现代中国知识和汉语表达能力。系内每隔两个月还举办一次有关中国情况的演讲,邀请前驻华使节介绍当代中国经济情况。就本人研究而言,他也开始认真思索汉学研究的未来,检讨德国乃至西方汉学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得失,发表《汉学,何去何从?试论汉学状况》之类的论文⑧。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也开始关注中国当代文学,翻译了北岛、杨炼、张枣、梁秉均、翟永明等人的诗作,与瓦格纳合作编辑《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学批评论文集》,著有《中国妇女与文学论文集》(多人合集)。但另一方面,他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仍在继续和深入,自七、八十年代的专著《论杜牧的抒情诗:一种解释的尝试》和《空山———中国文人的自然观》之后,九十年代又有《关于“异”的研究》、《红楼梦研究》等一系列专著出版。1996年开始主编一套十卷本《中国文学史》,并撰写其中的《中国诗歌史》、《中国散文史》、《中国古典戏曲史》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等部分,已陆续出版。德国当代汉学的另外两位位领军人物———波鸿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马汉茂(Helmut Martin,1940-2000)和海德堡大学汉学系系主任教授瓦格纳(Wagner)也有类似的情况。这个时段还涌现了一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如慕尼黑大学施密特•格林茨尔(Helwig Schmidt-Glintzer,1948-),1973年的哲学博士,1979年波恩大学中国学讲师,1981年起为慕尼黑大学教授,除了著有巨著《中国文学史:三千年来中国诗歌、小说以及哲学宗教文学从开始至今的发展情况》(1990)外,中国文学方面的论著还有:《文人学士官员和他们的团体,又题为:中国中世纪的贵族地位人物》(1989),并为《金德勒文学词典,第七卷》、《童话百科全书第2卷》撰写过书稿(1979)。波恩大学教授法伊特(Veit Veronika,1944-)是位蒙古文学专家,曾师从海尼士攻读蒙古学和刘茂才教授攻读古代中国研究,1989年为波恩大学中亚语言文学研究所教授。著有:《蒙古英雄史诗,第七辑》(1977)、《蒙古人:论述蒙古人历史和文化文集》(合著,1986)、《阿拉坦嘎拉卜汗:内蒙古民间歌手色朗格的英雄史诗》(1989),发表有《蒙古英雄史诗的各种问题》等论文。这个时段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代表人物和论著还有:艾格特(Marion Eggert)《袁枚:既独树一帜又合乎大潮的十八世纪诗话理论》,陈月桂(Lang-Tan Goatkoei)《神秘隐士———唐诗类型研究》,克劳斯•哥特海勒(Klaus Gottheiner)《唐诗中的明与暗———论中国抒情诗中分“画”》弗尔克•斯特莱茨(Stratz,Volker)《陆机诗歌的形式结构研究》(1989),波恩大学卜松山(Karl-Heinz Pohl,1945-)《郑板桥:诗人、画家、书法家》、《象外之象———中国美史概论》、《中国文学批评史》,莫芝萱佳(Monika Motsch)《管锥锥度杜甫》,维克斯提特(John Timothy Wixted)《元好问文学批评》,克勒普施(Volk Kl?psch)《论<诗人玉屑>》,司马涛(Thomas Zimmer)的明清小说研究论文和《孽海花》的翻译出版(2001)等。

德国接受中国古典文学的学术特征

与其它西方汉学相比,包括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在内的德国汉学研究有以下几个鲜明特征:

1、德国汉学研究的发展取向,一方面受本国政治和经济左右、且和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式紧密关联;另一方面又固守传统,坚持和发扬既有特色和优长德国汉学从建立之初就带有强烈的政治功利,而且是由官方推进的,正如德国著名汉学家马茂汉所说的那样:“回顾德国一百多年的汉学历史,在许多情况之下,汉学的兴旺并非得到来自学术或文化方面的动力”,而是“为了帝国的需要”⑨。如德国第一所设有中文专业的柏林大学东方语言学院的建立,就是由当时帝国总理府、教育部、税务部以及财政部从帝国外交和财赋出发,共同建议成立的。柏林大学东方语言学院成立后,除了语言方面的训练之外,更把了解亚洲国家国情、风土作为教学重点,特别是宗教、民俗、地理方面知识,历史方面则以近代史为主,为政治经济服务的导向非常明显。到了二十世纪初,汉学研究开始第一次转向,偏重中国古代文化和古典文学研究的“汉学系”开始建立,同“实用性”汉学分离开来。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对政治功利的摆脱,但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的左右,因为当时适逢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作为战败国的德国需要休养生息,从而反省检讨导致这场动乱的民族文化传统,以修正其发展的方向。于是对返璞归真的憧憬,对人与自然和谐的追求就成为这一时期的思想主流。正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老庄哲学引起了德国学者的极大兴趣从而导致汉学热。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德国的汉学研究的再度转向,则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继之而起的“改革开放”有很大关系。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德国汉学中产生一些反对传统汉学的所谓“改革派”。这派主张汉学应当首先研究中国当代社会状况和文化思想,而不必再专注于古典汉学或纯粹汉学。这场改革由西德的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系率先发起,其《江淮论坛》2007年第6期它一些大学的汉学系相继跟进,他们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表现出相当的热情,掀起一股“毛泽东思想热”。这股热情在七十年代末随着“四人帮”的被粉碎而冷却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又成了德国汉学家新的关注点。伴随着西德经济起飞和中德外交关系的恢复,两国在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交流不断加强,这就促使德国需要更多的懂汉语和了解中国国情的人来适应这种交流,因而导致德国汉学再度转向:由中国历史文化和古典文学转向中国现代社会经济、现代汉语等实用专业和当代文学,当代时事政治、经济和商业贸易的观察和研究成了研究和教学中的热门。但德国汉学究还有另一面,就是尊重和坚持传统,这使得相当一部分汉学家一方面正视并适应这种社会转型,在关心并参与研究当代中国的同时,又坚守固有的汉学传统,继续在自己学术领域内深耕细作,如前面提到的顾彬、马汉茂、瓦格纳等。一些大学的汉学系在适应新变的同时也注意固守和发扬长期形成的研究专长,如特里尔大学的中国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研究,波恩大学的中国古典文学、现当代文学和中国古代史研究,明斯特大学的中国古典语言和文学研究,哥廷根大学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慕尼黑大学的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海德堡大学中国古近代史、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莱比锡大学的中国古代史研究,蒂宾根大学的中国文化史研究,汉堡大学的中国史研究等。德国汉学家和德国大学面对社会转型所作的上述应对,对同样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和中国大学的办学方向均有借鉴意义。

2、与西方它国汉学界相比,德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深受中国正统文学观念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多重视文本,精研细辩,多从社会学角度去思考问题,总体上走的也是中国传统的治学路子,但也因此时常陷入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支绌之中美国在二战以后兴起所谓现代汉学。现代汉学与传统汉学不仅在研究对象、学科类别以及研究者出身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别,在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上也有很大的不同,与传统汉学注重考据、注疏、文字学功底相比,现代汉学更注重新的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的变革,一时间如意象论、结构主义、比较文学、神话原型、新批评等新的观念和研究方法在美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层出不穷、不断翻新。美国汉学界这种研究观念和研究手段上的变化随着二战后美国政治经济的扩张,也给欧洲汉本论文由英语论文网提供整理，提供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代写论文，代写英语论文，代写留学生论文，代写英文论文，留学生论文代写相关核心关键词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