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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麦尔维尔以辩证的认识，多维地处理了他的创作对象。他摈弃了片面性和绝对性，使善与恶、生与死、已知与未知、有限与无限、具体与抽象、人性与非人性等等这些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矛盾在《白鲸》中得以辩证的处理，使全书充满辩证的法则。《白鲸》最重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各种不同的评论对它似乎都适合，正如对麦尔维尔研究有素的美国评论家威拉德•索普所说：“《白鲸》的读者大可以爱怎么说就怎么说。”①对于读者对其主题的大相径庭的、似乎是无穷无尽的解释，这部伟大的作品显示出了非凡的容量。《白鲸》这一特点来自麦尔维尔对他的创作对象的多维的处理，而这种处理又来自麦尔维尔对事物的辩证的、全方位的认识。《白鲸》第九十二章的一段话，有助于我们理解这部作品主题的深刻含义。当谈到藏在腐烂的鲸鱼腹中而不腐的龙涎香的重要用途时，麦尔维尔写道：“这种芬芳扑鼻而不腐的龙诞香，竟然是从这么腐烂的东西里边找出来的，难道这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吗?请你想一想《哥林多书》中圣保罗关于朽与不朽的那种说法吧；种下的是羞辱，长出的却是荣耀。同样的，也请想一想巴拉赛尔斯那句关于最好的麝香是什么东西做成的话吧。同时，也请别忘记这一奇怪的事实：一切有异味的东西，如科隆香水，在它们开始制造的阶段，都是极其难闻的。”②对于麦尔维尔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是一成不变的。我们生活的世界充满了无法克服的矛盾，任何矛盾都互相依赖，互相转化，任何事物都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任何事物都包含着它的对立面，在特定的条件下向反面转化。很显然，在《白鲸》里，我们可以找到许多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矛盾：疯狂与理智，善与恶，已知与未知，有限与无限，具体与抽象，生与死等等。从伊希梅尔的故事中我们能得到的最重要的结论之一就是：把这些对立物看作是绝对的、不可协调的，那是危险的；而用固定的、一成不变的眼光看待世界，如果不是神智不清，至少也是荒谬可笑的。探讨麦尔维尔的辩证观点时，我们可以这样逐出问题：如果我们把亚哈的冒险行为视为疯狂或罪恶的表现，把他当作可伯的利己主义者或“既是英雄、又是恶人”②的极端分子来进行谴责时，我们是否也犯了我们指责亚哈的同样的错误，即把事物绝对化而忽视了其相对性?伊希梅尔提出了灵活、相对的观点来取代亚哈阴晦、绝对的观点。但是，伊希梅尔的观点真的像看上去的那么积极肯定、那么完美吗?亚哈歇斯底里地征战未知世界，尽管以灾难性结局告终，难道不也同样体现了某些宝贵的、得以丰富人类精神宝库的东西吗?麦尔维尔也许最不愿意看到《白鲸》被绝对化。对他来说，没有绝对的人性，也没有绝对的非人性。任何智慧都包含愚笨，任何抽象真理都体现在转瞬即逝的具体事物中。对于麦尔维尔来说，善与恶，人性与非人性，有限与无限，都是不可分隔、不可单独存在的；它们是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在《白鲸》里，每对对立物间都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转化，这种关系是通过各种各样的人物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观点、不同的水平上集体构成的，犹如一部组织严密的交响曲：船长亚哈的观点作为主旋律，是从伊希梅尔那处处可感觉到的思维意识中显露出来的。它逐渐增强，在其他观点的干扰下不断发生变化，最后消失在伊希梅尔的沉思的海洋中。亚哈的主旋律虽然在无助、绝望中隐去，但仍回荡着人类尊严和勇气的余音……是伊希梅尔在指挥交响乐，但不是在乐队前指挥，而是在乐队中指挥。《白鲸366是一出戏剧”④、一出人类的戏剧。戏剧的发展其实就是在伊希梅尔的思维意识中不断展开的沉思具想：探索生存的意义，寻求对人生的基本问题的解答。开始，他只是首席小提琴手，用他那时而忧郁、时而滑稽的小提琴为亚哈阴沉而抑郁的大提琴作了准备。伊希梅尔厌恶人类，意气消沉，他灵魂中“潮湿、阴雨的十一月天”是亚哈精神上的冬天的前奏曲。可是，在前奏曲中，伊希梅尔意味深长地把魁魁格柔和、悦耳、富有人情味的第二小提琴弓I了进来，这对自己愤世嫉俗、玩世不恭的音调起了平衡作用。“我感到内心在溶化。我的破碎的心和发狂的手不再抗拒这豺狼似的世界。”②这种平衡作用反过来又为给亚哈的大提琴伴奏的不同乐器的许许多多的音调作了准备：斯达巴克传统、宁祥的中提琴，斯塔布嬉戏、故作轻松的笛子，费达拉不祥的、预言性的低音提琴。当亚哈阴沉的大提琴终于作为主旋律出现、发展，并保持其最强音时，伊希梅尔便失去了他的声音。待“裴廓德号”启淀后，伊希梅尔似乎消失了，再没有作为小说里的一个人物说过话。虽然作为一个真正的角色，他已不复存在，但作为一个叙述者，他又无所不在。伊希梅尔放弃了首席小提琴的位置，而成了乐队指挥，把自己的精神灌输到每件乐器中。那么，作为一个叙述者，伊希梅尔是否提出了可以取代亚哈的阴暗的观点的东西呢?除了在《猴索》以及《手的揉捏》这两章中对那些场面的含义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外，能表明伊希梅尔的道德、哲学观点的最精彩的片段可能就是第八十五章《喷泉》中常被引用的那一段：“看到大鲸威风十足地游过热带那风平浪静的海洋时，这只魁梧而迷蒙的巨兽激起了我们多么壮丽的幻想。在它那硕大、柔和的头顶，因它那无法言传的沉思默想，而悬挂着一层厚厚的雾气，而这层时而可见的雾气又被虹彩照耀得光辉灿烂，仿佛上天已经默许了它的想法似的。因为，你知道，晴朗的天气决不会有彩虹，彩虹是专为照耀雾气才出来的。同样，在我脑里的种种迷云疑团中，不时也有直觉的神力显现出来，以一种圣光来点破我的迷律。所以，我要感谢上帝，因为大家都有疑惑，只是许多人都否认罢了。可是，疑惑也好，否认也罢，有神力相助的，却为数不多。把对尘世万物的种种疑惑与若干天意的直觉混搅在一起，就会弄得既没有善男信女，也没有心怀二志者，只造成了一个把它们都一视同仁的人。”⑥如果我们把伊希梅尔看作是书中的一个人物的话，他究竟何时获得这种观点，却不清楚。如果他是在“裴廓德号”的末日来临之前就已持有这种观点的话，它却不能使他形成某种是非准则并以实际行动来阻止这场灾难，那又该怎么解释呢?另一方面，如果伊希梅尔作为书中的一个人物，只是到悲剧发生后才获得这种观点的话，那么，他的幸存除了情节上的需要以外，意味着什么道德上的必然性呢?显而易见，伊希梅尔是作为一个普遍意识幸存下来的。出“海”的仅仅是他的思想，而不是他的身躯。还是让我们回到刚才的问题上吧：伊希梅尔是否指出积极的出路或道德土高瞻远瞩的解决办法以取代亚哈为寻求真理而“盲冲瞎撞、不顾一切”的方法呢?毫无疑问，与亚哈的一成不变的阴暗观点相比，伊希梅尔的均衡而开明的观点显得积极而乐观。但是，就像鲸鱼的肚白一样，伊希梅尔的乐观可能带有欺骗性。“对尘世万物的种种疑惑”和“若干天意的直觉”的混合物是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伊希梅尔并不是以最终的积极介入而幸存，而是以一种独特的非介入的方式幸存下来的。然而矛盾的是，与亚哈出于人类的痛苦而义愤填膺，为人类的尊严挺身而出，毫不妥协地向自然、向上帝发起挑战的大无畏精神相比，伊希梅尔不轻易下论断作结论的守望哲学有时也显出某种苍白的无望，这种无望即使是表面上鲜亮的颜色也无法掩饰。伊希梅尔的人性可以说是某种非人性的表现。正如默里•克利格所言：”当所有的人都在奋力时，他却油手旁观，以期通过他人的努力使自己能惊人一样地活下去……他逃脱了灾难，想寻求精神上的安宁，但……他所能得到的只能是一种虚幻的、自己编造出来的安宁，而不是在现实生活中所能找到的那种安宁。”⑦因此，伊希梅尔的处世准则使人想到了一个辩证法的论点：人性与非人性是互不分隔的。伊希梅尔通过想象与叙述、通过间接地经历亚哈的冒险来净化自己非人性的、憎恨人类的念头，并想方设法用自己均衡的、不介入的观点取代亚哈的阴暗的观点。但是，伊希梅尔看似充满人情味的守望哲学及其对人生积极肯定的态度只能在他自己的思维意识中维持下去，因为只有在那里他才有可能逃避真实生活中随时都会出现的两难境地，才能避免作出生死他关的、在伦理道德上却界限模糊的决定。类似的辩证方法在《白鲸》中处处可寻。很明显，对亚哈的人物塑造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亚哈的非人性正是来自他的人性，来自他要对人类的苦难进行清算的坚定决心。亚哈把理想化的与经验主义的东西搅在一起。他太理想化了，所以他不会用冷漠的眼光看待人类的苦难，不肯采取享乐主义的态度；另一方面，他又太经验主义了，不允许自己像伊希梅尔那样，不采取任的思想在直觉和想象的领域里漫游。亚哈对世上存在的罪孽与丑恶所持的悲剧性观点来自于他抽象的、极端的人道主义，这位他在大是大非上不肯作出现实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