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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纳撒尼尔·霍桑于185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红字》以其丰富的隐义和微妙的表现手法引起了一个多世纪的关注与评论。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森林与荒野”意象被作者赋予了善恶对立的二元意义。本文试图在分析这一意象象征意义的基础上,从美国殖民地时期的社会历史和文化传统两方面挖掘其“荒野”意象的原型,并分析宗教意识对它的深刻影响。三百多年前,一艘名为“五月花号”的小船载着一百多名渴望在新大陆重建家园的英国移民以及他们的清教主义思想在北美的普利茅斯登陆,新英格兰从这里诞生,美国的历史也从这里开始。自那时起,清教理想就像深藏于美国人意识中的一条潜流,在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活中时隐时现,并对其后的美国作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美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小说家纳撒尼尔·霍桑就深受基督教文化的浸染,在创作中留下了清教思想的明显烙印。他于1850 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红字》以其丰富的隐义和微妙的表现手法引起了一个多世纪的关注与评论,被公认是他最杰出的代表作。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森林与荒野”意象被赋予了双重意义, 不仅隐喻邪恶和犯罪,而且也象征个性与自由。本文试图在分析这一意象象征意义的基础上,运用原型批评的方法,从美国殖民地时期的社会历史及文化传统两方面找出“荒野”意象的原型,并分析宗教意识对它的深刻影响。一、荒野的象征《红字》被认为是“美国第一部象征小说”(君羊立46),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动作、场景,几乎都被赋予了象征寓意,而森林作为小说的重要背景之一,因其对于荒野的直指和影射,更是具有无比丰富的蕴含。自古以来,森林就由于其自身的广袤和阴暗而显得神秘莫测,令人恐惧。对于新大陆的居民而言,这里只有凶残的怪兽、险恶的地形以及陌生隐秘的野蛮人,而没有欧洲先进的法律制度、崇高的宗教信仰和发达的文明成果。在这蛮荒之地,人类社会的圣者也会难抵邪恶与野性的威逼利诱,理智的头脑也会向富于激情的心灵俯首称臣。作为圣经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荒野常被描述为受到诅咒的土地,是邪恶的环境和人间的另一所地狱。因此,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们怀揣着旧约中的信念,自认是上帝的选民,受命将阴森可怖的荒野改造成井然有序的人间乐土。他们“一面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生活耕种,缔造人类最初的天真与自然, 编织重建伊甸园的梦幻;一面又建造起自己的墓地、监狱和绞架,甚至制造了一起起审判女巫和宗教迫害的事端”(史志康61),利用理性的教义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思想与言行,以期让这片土地开出欧洲社会的文明之花。在《红字》中,年轻美丽的海丝特出于对爱情和幸福的自然追求,与丁梅斯代尔牧师产生恋情,并生下一个女儿珠儿。当时的殖民地教权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和惩罚这种堕落的行为,强迫海丝特戴上意味着通奸的A字,并将孤苦伶仃的母女放逐到社会的边缘。而在加尔文教义的熏染下,社区中的居民对此要么冷眼旁观,要么恶语相讥。当局对于海丝特的迫害意在磨灭她的野性与反抗精神,折射出他们对于荒野及其力量既恨又怕的复杂情绪,他们深知,荒野的诱惑是对人类社会文明规范、权威制度的挑战,而对于当时的宗教教义而言,更是巨大的威胁。所以,他们与海丝特的冲突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场文明与自然的较量。可与此同时,森林作为未被开发、驯服的荒野,本身正是生机盎然的大自然,它虽然桀骜不驯,却兼容并包,能以宽广无私的胸怀接纳游荡于社会边缘的灵魂。霍桑笔下的森林和荒野也同样因此而散发出超凡脱俗的灵气,成为伸张自由与个性的自然之所。正如《红字》中描述的那样“,那黑暗幽森的森林对她(海丝特)是敞开的,那里的人民的风俗和生活为这里惩处她的法律所不容,而与她奔放的性格却正相契合”(霍桑64)。“在这里,她的才智和情感有一种反归故里之感,如同野蛮的印第安人,在森林中散步一样”(霍桑156)。为了摆脱社会的枷锁和文明的虚饰,海丝特迈向神秘的荒野,寻求自身的幸福与价值。森林是海丝特和丁梅斯代尔迸发爱情获得新生之地,在这里“,爱可以得到奉献”,黑暗阴郁的森林“包含一种魅力”,令海丝特和丁梅斯代尔“留恋不已,再呆一会,再呆一会,没完地再呆一会”(霍桑 153)。而且只有在这里,海丝特才能摘下屈辱的A字,体验到自由的快乐,她的性感、青春以及她所有的丰润之美可以再度复活。当她反抗加尔文教统治下的阴郁沉闷、令人窒息的传统而受到迫害时,是森林为她提供了庇护之所,使她躲开世俗的伤害与社会的摒弃,最终实现自身的救赎,得到了灵魂的净化。此外,海丝特与丁梅斯代尔的爱情结晶———他们的女儿珠儿———也诞生在森林,是大自然的女儿,而森林中的小溪没有源头,远远地伸向森林神秘的心脏,在阴暗处流淌,正意味着珠儿的身世。“珠儿与小河颇为相似,因为她的生命也是从同样神秘之流中涌出来的。而且,它所流经的场景也一样笼罩着阴森萧瑟的气氛”(霍桑146)。由此看来,珠儿既标示着人类追求幸福与真理的高昂代价,也由于她的天真无邪以及身上洋溢的淳朴野性,而象征着充满希望的美好未来。二、荒野的原型原型是一种既定的形态,一种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象。在《批评的解剖》中,弗莱指出, “原型可以是意象、象征、主题、人物,也可以是结构单位,只要它们在不同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它们体现着文学传统的力量,把孤立的作品相互联系起来,使文学成为一种社会交际的特殊形态”(Frye 422)。原型的根源既是社会心理的,又是历史文化的。它把文学同生活联系起来,成为二者相互作用的媒介。有些常见的自然景象,如大海、森林等,在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就不能认为是“巧合”。相反,这种反复显示了自然界的某种联系,而文学则模仿这种联系。《红字》中“森林与荒野”的意象就可以从美国的社会历史和宗教传统中找到创作的原型。在欧洲向美洲殖民以前,广袤无垠的美洲大陆还是一片蛮荒之地,覆盖着无边的原始丛林,既布满荆棘和险恶,也散发出野性和灵气,吸引着探险家、旅行家和开发者纷至沓来。他们向国人讲述的惊心动魄的冒险故事又为美洲大陆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移民。其中,最早踏上这片土地的是一批被称为“清教徒”的移民,他们因强烈要求净化英国教会而遭到迫害,便来到美洲追求纯而又纯的信仰。在他们看来,整个欧洲大陆代表了堕落腐朽的黑暗专制,是上帝施以惩罚的对象,是一片已经失去的乐园,而他们自己则是上帝的真正选民,将在美洲这片尚未被玷污的新大陆重建神圣的信仰,绘制出崭新的心灵地图和文化图景。还有一些移民则认为,美洲大陆是一块充满机遇和希望的土地,这里没有教会,没有权贵,没有等级森严的阶级制度,没有古老文明的陈规陋习,有的只是公平竞争,自由开发,只要愿意付出辛勤的劳动,富足而舒适的生活便指日可待。因此,大批移民历经艰险,飘洋过海,由文明世界走进了荒野之中的新大陆。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片举世无双、几乎未经人类之手触摸过的土地,既是土地肥沃、枝繁叶茂的伊甸园,又是满目荒夷中咆哮的魔鬼巢穴”(程虹9)。威廉·布雷福德在《普利茅斯种植园记事》中这样写道“:没有朋友来迎接他们,也没有旅馆供他们歇息或修复他们疲惫不堪的身体,没有房舍,更没有城镇去依赖,去寻求救援。他们放眼望去,只有可怕的荒原,里面全是野人和野兽……夏季已过,满目苍凉,整个乡野,处处皆是森林和丛林,展示出一派荒凉野蛮的色调。回顾身后,那里则是他们横渡过的大洋,如今已成为把他们与文明世界隔开的鸿沟和屏障”(Bradford 62)。面对这样的环境,为了生存下去并实现自己的梦想,移民们没有质疑新大陆到底是天堂还是地狱,而是与自然环境进行勇敢顽强的斗争,他们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努力用双手改变荒野的面貌,有些人甚至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红字》中的海丝特思想激进,具有反叛精神,勇于追求自己的幸福与自由,并通过努力行善而度过所有磨难。这与殖民地创建初期清教徒在自我主义旗帜下公然反抗旧世界、远赴美洲重建理想的壮举是异曲同工的,而且,海丝特在森林中的徘徊与早期清教徒在美洲荒野中的斗争一样,昭示出他们是反叛专制权威的先驱。除了自然环境的艰苦外,荒野更是充满罪恶的渊薮。出没于林间的野人与野兽时常困扰着移民,如帕林顿写道“:在殖民者还未定居前,怪模怪样的野人经常出没,令人不寒而栗”(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