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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夏洛蒂·勃朗特以独特的叙事形式创造了一部完全自信的、充满挑战性的强有力的现实主义小说《简·爱》,她通过简·爱的个人言说、反家庭的叙述,让简·爱顽强地一路“反抗”、 “否定”了父权社会给女性施加的压力。但是,由于夏洛蒂·勃朗特所处的时代,女作家模仿传统的流行模式,将创作的艺术标准和社会作用内在化,以迎合父权社会的文化消费观念,所以简·爱的女性主义个性化又受到一定程度的消解。在传统的英国小说中,女主人公往往被描写成美丽、善良、温柔的天使,是男人的附属品,缺乏独立人格。女主人公总是被言说,这种被言说的地位使女性失去了自己的声音,根本无个性而言。夏洛蒂·勃朗特向传统提出了挑战, 她以独特的叙事形式创造了“一部完全自信的、充满挑战性的强有力的现实主义小说”,[1]P(618)塑造了一个个性化的女性主义主角———简·爱。《简·爱》的叙事形式几乎是不容分说地、强烈地突出了一种立场———对女人处境的反抗,在强调的同时也突出了女主人公的个性化特征。《简·爱》最显眼的独特性,莫过于它的叙事形式了,它是最早以公开的受述者为对象的虚构性自传之一,并发出为女性个人叙述声音争取权威的第一声呐喊;而且《简·爱》的叙述声音并不完全是某种单一的、独善其身的产物,而是表现出一种强行推行叙述声音的倾向,这一倾向更加突出了简·爱作为女性发言者的声音。小说在一种十分特别而又具体的女性作品类型中强行性地注入了一种自我权威化和总体化的叙述声音。“相貌平平、身体弱小的家庭女教师凌驾于全书之上,她的身影出现在小说的每一页,书里出现的每一件事物和每一个人都不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能看到和知道的,但他们却都是这个几乎从未出过远门的乡村姑娘锐利眼光中的成像”。[2](P202)简爱的叙述声音中包含有一种本色的、铤而走险、离经叛道的独立意识,作为“惟我独尊”的叙事主体形象,她以前所未有的执着精神、反抗精神, 吸引着广大的受述者。《简·爱》作为公开叙事的自传体小说为“夏洛蒂·勃朗特”和“简·爱”双双赋予了独创性和自足自律的叙述声音,并且倾向于一种女性的自然,正是这种自然精神使勃朗特有“自己的话要说”,同时也给予简·爱“自己说话的方式”,从而使一个个性化的女性主义角色站立在受述者面前。但是《,简·爱》作为一部家喻户晓的女性小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评论更多地注意作品中丰富的自然意象、童话构架《、圣经》和其他文学作品的借喻、地点和地貌特征等文学因素的强烈的暗示性。小说女主人公以第一人称叙述自己的经历,她先后在五个地方生活“,这五处富有喻意的名称凸现了西方古典文学中‘人生如旅’的基本架构,比如罗切斯特的桑菲尔德庄园意为‘荆棘地’,有受难、抵御诱惑等《圣经》的喻意”。[3](P276)而在穷家庭教师和雇主恋爱的浪漫故事中,作者则表达了类似中世纪传奇中常见的寻找“圣杯”的主题。简·爱寻找的“圣杯”是什么,历来有许多不同阐释,如追求精神归宿、信仰的至高无上,或追求个性的解放,或以女性原则净化原始情欲世界、使之进入文明等等。女权主义批评则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又赋予它以两性之争的政治意义,在简·爱与罗切斯特之间不仅看到了“爱”,更看到了征服与被征服的、反抗与被反抗的关系。因此,不难看出以上这些喻意和主题均是通过小说独特的叙述声音体现出来的,作为小说人物的简·爱和作为叙述者的简·爱以绝对的女性声音使小说主人公富有强烈的个性化特征,从而也使简·爱的反抗成为可能,使她以个人的也是女性的声音去言说,在女性言说中构建个性化特征。在《简·爱》里,这位失去父母的姑娘拒绝扮演那种默默不语的从属角色。勃朗特在写作伊始为主人公取名、确定阶级地位或年龄之前,就已经用女性作家所能用的最快速笔法把她塑造成一位既是个人也是女性的发言者。勃朗特让简·爱说“不”,明确了简·爱的反抗意识和反抗精神。小说中还是孩子的简·爱就获得了言说的快感,她的反抗精神有其内在的叙述约束力。女主人公一概不理睬别人对她的看法,而喜欢根据她自己的感觉、情感和体验,即根据某种根本的浪漫主义权威来享受一种“崭新的说话方式”。这位还是孩子的简·爱坚定地表示自己在言语上对雷德夫人的不敬“绝对没错”“:简·爱,你怎么敢说这样的话?”“我怎么不敢,雷德夫人?”“我怎么不敢?因为我说的没错。”[4](P41) 这种没错的言说使简·爱获得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最奇怪的自由感、胜利感,开始扩张、升腾,仿佛是挣脱了一道无形的束缚,终于挣扎着来到了梦想不到的自由之中”。[4](P42) 简·爱把自己的情况告诉谭波尔小姐,从而在众目睽睽之下免遭布洛克尔赫斯特先生的指控,这个孩子同时也懂得了开口说话的重要性,这也是她需要知道的重要性:拒绝沉默亦即拒绝死亡———“我可不是海伦·彭斯”。所以“,简·爱的反抗并不是去赢得自己说话的声音,而是为了在面临着越来越诱人的屈从的压力面前保持自己的声音”。[2](P210)每当罗切斯特企图管制她的声音或不容许她说出自己的观点时,简·爱总是表现出忿忿不平的态度。她不会奉承他,也不会听命于他,去“仅仅为了说话和炫耀”而说话。当她拒绝成为他的情人时,还是她自己的声音的作用使她获得当一个“有独立意识的自由的个人”的权利“:我已经说出我心中的话,现在可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了。”同样,简·爱在一次谈话中也可以拒绝圣·约翰对她的要求。在那次谈话中, 尽管“他根本想不到一个女人竟敢对一个男人说出这样的话”,她自己可是“得心应手”。圣·约翰对她说道“:你说的这些话根本就不应该,不守妇道,还不真实。”简·爱对此威吓也根本不当回事,她不仅赢得了自己说话的声音,而且在压力面前始终保持自己的声音。为了获得反抗的话语权威,使主人公的个人化女性气质更鲜明,作者让简·爱进一步表现强硬,就使她不仅要获取一种声音,而且要获得,或者干脆就想成为这种声音本身。为了树立这种绝对权威,她必须首先压倒男性的文字权威,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她的表兄“雷德先生”。简·爱读他的书又把他的书扔还给他,这就相当于夺取了他的文字权利。牧师布洛克尔赫斯特先生在传统的家庭女教师故事中可能就是代表真理的声音,但在《简·爱》中完全是一个信誉扫地的人。对于简·爱有权利知道的一些至关重大的事情, 罗切斯特都向她撒下弥天大谎。圣·约翰看上去尽管神圣不可侵犯,但他的冷漠却使他的声音十分呆板“:他的舌头就象说话的机器———如此而已。”《简·爱》否定了这些男性权威,简·爱成为她自己的宗教权威,她既拒绝了罗切斯特的相对主义,又否定了圣·约翰的绝对观念,为的是形成她自己的道德观。正是她的这种道德自我中心主义使得她最终与罗切斯特分手,继而又离开了圣·约翰:这两人振振有辞的劝导对她一概无用。后来她还是回到罗切斯特身边, 但这既不是上帝的旨意也不是人间的愿望,而是“轮到我来占支配地位了。我的力量在行动,在起作用”。也可以说是她反抗的最后回报。作为小说人物的简·爱每一次都克制住了主述自己的故事的企图;作为叙述者的简·爱也以同样的努力压制住与自己不同的想法。在那个历史时期,简·爱的声音是对权威的一次与众不同的虚构反抗。在反抗中张扬了主人公鲜明的个性化特点。对于一个失去父母的女性来说,讲述即为生存,因此简·爱一贯不畏压制个人声音的强力,一贯争取个人的身份,以单刀直入、执着顽强的声音出现在公众读者面前,诉说着自己的故事,戏剧性地拓展了小说中女性个人叙述声音的空间。简·爱作为小说中人物压盖过了其他所有的声音,从而使她的声音更为刚烈、更为独特。在社会历史中很长一段时间女性的价值是从社会、男性的利益出发被评定的。因此,妇女觉醒的第一步,即使对家庭的反叛,它“颠覆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两性分工模式, 从而颠覆了整个文明赖以成立、赖以发展的基础。”因此,女性自我的觉醒,妇女的解放“貌似平凡,像似建设性的,实际却具有极大的颠覆作用。”[5](P211)所以,女性意识在文学创作中的觉醒也是在不断否定中完成的,这个不断否定的过程正